桑梓兒低着頭想了想，才破顔笑道：“也是。石哥哥你放心，我想的這個封面，一定不會讓你失望。”

　　計議已定，衆人便開始按計劃行事。唐棣去請諸人，除開陳元鳳推脫自己學術不精，要安心讀書備考之外，李敦敏和柴氏兄弟都欣然前來，桑充國便告訴了父親，收拾幾間廂房，把李敦敏和柴氏兄弟安置在自己家裡住了。

　　從十月二十六日開始，一直到十一月二十六日，個月的時間裡，便由石越口述為主，唐棣、李敦敏、桑充國分班纂錄，最後統由柴氏兄弟撰寫定稿，忙了個馬不停蹄。唐棣等人還好，石越可就是受罪了，人家可以分幾班，他卻不能夠，他必須不停的想，不停的說，可以說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如此挑戰自己的潛能。一個月下來，把自己累得瘦了一大圈。終于在計劃的時間裡，把這部《論證正義》的初稿寫出來了。

　　這部《論語正義》是以錢穆《論語新解》、程樹德《論語集釋》為基礎，由石越回憶寫出。雖然如錢穆的《論語新解》，對于石越來說是極熟的，但是牽涉到訓诂的許多地方，他還是不可能記得那麼清楚，便是許多錢穆對《論語》精神的解釋，他也不能記得清楚了。好在石越并不是一個對《論語》全無自己的理解的人，凡是記不太清楚或者自己和錢穆觀點有沖突的地方，他便以自己的觀點為主加以闡述。而訓诂則雜以程氏書做為補益。

　　因為當時朱熹尚未出生，而錢氏的書中包括了許多朱氏的觀點，所以這部《論語正義》雖然在現代看來遠遠比不上《論語新解》，可能也根本談不部好書，但是在當時，卻是完全可以轟動士林了，這部書在寫前面一半時，唐棣等人還偶爾會問難辯疑，到了後半部，石越越寫越熟，這唐棣等人也隻剩下“佩服”二字了。五個人完全把他當成生而知之的聖人轉世。

　　其實這部《論語正義》，雖然石越本心以為自己是抄襲别人的成果，但是如果平心而論，倒也可以部創述之作。不僅僅因為其中有過五分之一的思想是石越的闡述，而且也是因為石越對錢穆的許多現代思想做了更委婉的處置，删減增添之處，充斥全文。

　　石版《論語正義》全篇洋洋二十萬言，是以類似于朱子語錄的白話寫成，體例仿照錢書，先是集解釋義，後面則是對前面一段論語做出闡。而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石越在這部書裡采用了标點符号。這部書附有兩個前言，一篇說到寫這部書的體例與作者的用心，一篇則是倡議采用标點符号，并且詳細解釋各種标點符号的用法。雖然古代的“者也”之類的語氣助詞實際上有标點符号的作用，但是因為沒有标點符号，導緻斷句不一而引的歧義，依然是比比皆是，便是這部《論語正義》裡，石越對某些話的斷句在其後就引了士林大讨論，較著名的例子便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所以标點符号的應用後來很快就随着這《論語正義》而風行于世。

　　但是這部書在熙甯二年十一月份的作用，卻主要是使石越完全确立了自己在唐棣等五人心目中的地位。不過這編撰的六個人并不知道，在《論語正義》尚未正式定稿的時候，這部書的名聲就已經悄悄傳開了。其原因是唐棣等人突然消失在貢生們的應酬聚會當中，這些貢生們便忍不住打聽相問，而唯一知道内情的陳元鳳便用揶揄的口氣回答道：“唐毅夫等人在桑府幫助石越撰寫《論語正義》，欲取代何氏《集解》為天子士子必讀之書。”于是這個傳聞便在京師悄悄的流傳開了，衆士子對這幾人如此“不務正業”都表示不解，雖然知道石越的才氣，但是聽說他二十歲出頭就想著書立作，還是要忍不住要嘲笑一番他自不量力。石唐六人閉門寫《論語正義》成為貢生們酒席間的一個笑話，幾乎所有的人都在等待這部“大作”的刊行，以期看到一個更大的笑話。隻有極少數人謹慎的相信石越或者真有過人的才華。

　　不過石越他們自然是不可能知道這些，唐棣等幾人完全沉迷在這件事中，他們知道自己憑借着參加了這本書的創作，已經足夠名留青史了。想想這個，就可以讓他們興奮莫名。桑俞楚和唐甘夷也早已從唐棣、桑充國興奮的解釋中知道了這件事的意義，他們一方面籌備着棉紡設備的制作，一方面購下了一間雕版印刷作坊，隻等這書定稿，就全力開工刊。

　　但是在底稿草就之後，石越遲遲不願意定稿。這部《論語正義》裡，借着對孔子及其門人的語錄的解釋，不僅僅第一次清晰的提出了民本主義的概念，而且還提出了“實事求是”、“格物緻知”的思想，并且越錢穆，石越還提出了“邏輯學”的概念。對于政治體制，石越無比清楚的提到了權力制衡以及天子以下人人平等，借助對管子的議論，更提出了文化沙文主義，指出“仁”最大的目标便是讓四夷同沐德化，接受華夏的思想與文化;并且數次強調國家的作用和士大夫的報負，應當是讓所有的民衆全部過上平等而富實的生活，并且又強調孔子認為民衆有受教育的權利與義務，認為讓所有人平等地接受教育懂得禮義，這是孔子畢生追求的目标之一。可以說，雖然恪于《論語》這本書的内容，石越所表達的有限，但是對現代的政治思想，他幾乎都有或隐約或清楚的表達，并且其中還含糊的提到天子的設立，是用來為天下萬民服務的，而不是用來統治天下萬民的。

　　石版《論語正義》所包含的内容，一方面迎合了當時士大夫以天下為已任，與皇帝共治天下，強調個人的道德氣節修養，強調華夷之辯這樣的學術主流思想;但是另一方面，卻也提出了許多的新概念，并且格外的重視了民衆的地位與作用。雖然這是孟子早就提到過的，而當時自王安石以下——特别是以王安石為代表的“經術派”，對孟子都非常的崇敬，王安石更是以孟子自喻，但是畢竟石越的提法更加的清晰，因此也格外的顯眼。而在某些事情，例如三年之喪，石越更是提出“貴在心哀，而不在于形式”這樣的思想，隻怕更是要引起大的讨論。

　　憑着謹慎的個性，石越在他不能準确判斷形勢之前，并不敢輕易抛出這部書來。他需要這部書給自己帶來巨大的聲譽，而不是巨大的争議。新的思想隻能慢慢的提出來，先必須要讓士大夫中的傑出之輩能夠接受，這是石越的一個宗旨。

　　在十二月初，石越請了十幾個老先生來專門審查這部書中是否有犯忌觸諱之處，然後自己和唐棣等人反複讨論，希望可以把握一下當時代的人對一些事情能夠接受的感情底線，最後終于還是做了一次修改，把三年之喪之類的内容中關于批判的部分删掉，隻提出一些委婉的倡議。

　　唐棣等人對石越如此持重幾乎是不能理解，他們生活在一個比較寬松的環境下，宋仁宗以來對士大夫也格外的優容，而王安石變法引的政治鬥争也是剛剛開始，并沒有波及到他們這些尚未入仕的儒生身上來，所以他們的确是無法理解為什麼需要這麼小心。用李敦敏的話來說：“此書一出，從此天下學《論語》者案上必置論語正義》，而天下凡識字者必讀《論語》，故天下凡識字者必讀《論語正義》。”他們看到的，隻是他們将享有的巨大聲望，雖然這部書是石越的作品，但是他們也是很自豪自己能為這本書的出版付出了艱辛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