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任湖口知縣名叫沈正心，原本是軍中百戶軍官，因為粗通文墨，為人機靈被暫委以知縣之職。而縣中其他佐官都是從湖口原本的胥吏中提拔。
湖口經曆過西賊的強攻，除了縣城内的百姓尚存以外，城外的百姓死于戰亂者甚多，特别是在賊軍斷糧的那些時日，城外方圓百裡的村子都遭到了荼毒，糧食被搶大量的百姓或被殘殺或餓死。戰後統計之後，官府震驚的發現，縣内的百姓竟然十不存一……
遭遇戰亂，百姓們自然無心種糧，便是種下去的莊稼也無人照看，秋收勉強收了一點糧食，好在人數少了吃的也少，毗鄰鄱陽湖又有不少漁獲，日子勉強過得下去。
在齊王陳越的主持下，從其他地方購買的糧食源源不斷運入江西，糧食不缺，是江西迅速穩定下來的主要因素。而湖口現在面臨的最大問題便是人口的不足，城外大量的土地無人耕種。
西賊的攻打使得城外鄉下的士紳為之一空，很多土地已經無主，沈正心按照齊王府的指示，代表官府下令，所有無主的土地一律充公，一部分會作為軍田分發給軍中的士兵，有了田地這支由俘虜和江西流民新整編的軍隊便能迅速安下心來為齊王效命。民以食為天，在所有大明人眼裡，土地才是立身之本，而擁有屬于自己的田地是最最重要的事情。
按照齊王府頒布的命令，普通士兵一律賞賜二十畝土地，軍官依次往上遞增，士兵有家人者土地可有家人耕種，沒有成家的可由地方官府代管，招募流民耕種，收獲的糧食一部分歸士兵一部分歸種地的流民，還有一部分作為稅糧上繳官府。
一下子，齊王屬下所有士兵都成了地主，像一些千戶官擁有的田地達百畝以上，副将總兵甚至擁有數千畝的土地。這樣的待遇也使得西軍俘虜、江西本地百姓踴躍從軍，哪怕要經曆嚴酷的軍訓和賣命打仗也甘之如饴。
而靠着這種手段，齊王府迅速招募了士兵十五萬之多，展開了轟轟烈烈的練兵，而招募這麼多新軍并未花費陳越太多的銀錢，甚至戰後立功将士的賞賜也都賞賜的土地，這使得陳越手中繳獲自張獻忠的巨額銀子根本沒有用多少，也使得他有錢從其他省份源源不斷購買糧食和其他物質。當然也使得江東江淮等地糧價上漲這便是後話了。
士兵成為地主，流民負責為士兵耕種土地，收獲的糧食六成歸種地的流民，三成歸士兵，一成作為賦稅繳給官府，這便是齊王府經過考量之後制定的分配比例。流民雖然沒有土地，可是能得到六成的收獲要比他們給士紳們當佃農強得多，而若是家中青壯能夠有幸被招納入伍，便可擁有完全屬于自己的土地，這也是和江西相鄰的池州百姓背井離鄉來到湖口的原因。
而對于士兵來說，雖然隻能獲得土地收入的三成，但他們本就有不薄的軍饷，再加上土地的收入，頃刻間便成了富翁。當然對他門也有約束，凡是不聽軍令違反軍紀導緻被從軍中開除者，所擁有的一切會頃刻間化為零。
一切初創，雖然齊王府制定了詳細而嚴格的規矩，可分發土地安置流民組織耕種，這一切事務實在太多，若按照原來官府的編制，緊靠縣令縣丞幾個官員根本忙不過來。
可是現在齊王府改變了江西的官制，在縣以下又設了鄉村兩級政府機構。鄉的主官稱鄉正，正八品官員，手下還有幾個九品副手相助，負責一鄉事務，村則有村長，從九品，最然是品級最低卻也是正兒八經的官員，負責組織一村的生産事務。
鄉村兩級官員都是直屬于縣的領導，官員們多有受傷退役的将士們充任。
而為了監察這些地方官員，在縣令以下設監察使，從七品官員，手下有數名監察，專門負責糾察官場紀律，查官員們不法事。監察使由上面直接委派，不受縣令節制。
聽到手下軍官來報一個舉人來到了湖口，沈正心特意接見了張煌言，一番盤查之後确認了張煌言的身份，認為對湖口無害，便吩咐下去任其自便。
而張煌言才得以在湖口境内自有活動，經過了數日的了解之後，越看越是心驚。因為湖口已經和其他大明情況完全不同！
皇權不下鄉是大明的特點，除了在縣城設立官府以外，對廣大的鄉村朝廷完全處于放任狀态。而鄉村的主要力量便是士紳，所以鄉村便是士紳們的天下，很多時候官府也不得不仰士紳們的鼻息，朝廷政令的施行也必須征得士紳們同意，否則根本無法施行，而官員們本就和士紳是一夥兒，入仕為官，緻仕便是鄉紳，既然是一家人自然不會相互為難。所以在大明絕大部分地方，官府和鄉紳們沆瀣一氣，受壓迫的隻有小民百姓，而且還無處伸冤。
而湖口卻和大明大多數地方完全不同，在這裡官府直接設到了鄉村兩級，這使得官府能夠直接管到每一戶的百姓，下面的任何狀态官府都能及時得知。
掌控力強，官府的效率就高，官府的政令能得到及時傳達，蒙蔽官府的可能性大大減小。
當然這種情況需要的官員比原來多得多，可多出的官員都是胥吏以及退役的軍官士兵，很多事情不需要讀太多的書也能做好，村長鄉正随便一個退役的士兵都能做的很好，根本不需要進士出身。
張煌言可以想象，這種情況若是能持續兩三年的時間，齊王對江西的統治将會深入到每一個偏遠的山村，像流民暴動造反這樣的情況根本不可能再發生！
而若是全國都是這樣的制度，那麼朝廷的威嚴将深入到每一個角落，任何地方發生的事情官府朝廷都會及時知道，然後把隐患消滅在萌芽狀态，哪裡還會有闖賊西賊這麼大規模的造反？
當然這種制度對以往的科舉是徹底的颠覆，因為需要的官員數量實在太多，每三年一次的科舉選拔的進士遠遠不夠，這可能也是齊王以胥吏退役士兵軍官為官的主要原因。
而若是什麼樣的人都能做官，讀書人的地位将大大降低。所以江西制度推行全國恐怕很難，因為會受到全體讀書人的徹底抵制！所以，江西巡撫閻應元的奏疏哪怕得到了坤興公主的披紅同意，卻也被六科給事中進行封駁。
所以，自己所認識的沈正心等齊王委任的官員根本得不到朝廷的承認。可是等到科舉之後，等到朝廷委任的進士官到了江西，那至少要到年後，齊王委任的這些官員已經任職将近一年時間，統治早就深入人心，再不是幾個進士官所能更改，到時恐怕又是一場博弈。
而和江西現在的制度相比，大明原來的制度實在是太粗陋。而能想出這種辦法制度的齊王陳越，讓張煌言内心更加的佩服了！
當然，熟讀史書的張煌言也知道，江西施行的這種制度分明的借鑒的秦漢舊制，在秦漢，鄉有有秩薔夫，遊繳，裡有裡長，亭有亭長，朝廷對百姓的管轄深入到了每一個鄉村，這才有秦漢的強盛！
而大明皇權不下鄉，把廣大的鄉村完全丢給了鄉紳們，在百姓們的心中，鄉紳要大于官府，這導緻朝廷統治基礎薄弱，再加上鄉紳們依仗功名肆意兼并土地還不需要繳納任何賦稅，朝廷對這種情況根本無力阻止，因為官府本就是鄉紳們的一員，長久下來，大部分的土地聚集在鄉紳的手裡，朝廷的收入連年下降，朝廷窮百姓窮，獨獨富了鄉紳們，這種奇葩的景象前所未有！
身為士紳的一員，張煌言對這種情況知道的最清楚，因為他父子都是舉人的身份，在鄞縣也算是有名氣，他家的田地雖然不多卻也有上千畝，都是附近的村民投獻而來，不收都不成。
一縣的賦稅有定數的，不交賦稅的多了，這些逃避的稅銀隻能加在無權無勢的小民頭上，導緻貧者愈貧，便是富裕的江東，也有無數的百姓嗷嗷待哺，張煌言所在的鄞縣屬于甯波府，山地多平地少土地貧瘠，有着衆多活不下去的百姓或者違禁出海，或者避入四明山區為匪。
而按照江西這種制度，根本就不會再有跨州連縣的大鄉紳，因為即便是江西活下來的鄉紳，要想繼續擁有以往的田地，必須提供以往的地契證明，而根據朝廷的制度，一個舉人最多能有400畝的免稅田，進士最多可以有2000畝，超過了這個數目便是非法。而在以往，哪怕投獻到士紳們名下的田地數目太多，官府們也會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他們自己就是既得利益者，根本不會為難鄉紳們。
可是現在卻不同，曆經戰亂的江西，士紳們的力量降到了最低，齊王府的力量到了頂峰。你說這些田地是你的，哪怕你有田契在，而按照朝廷制度，你一個舉人隻能擁有400畝的免稅田，超出這400畝的田地你先把往年的田稅補上再說，偷稅漏稅必須得到懲罰，再懲罰個兩三倍，光是補繳懲罰的足以讓一個士紳傾家蕩産！
一開始還有鄉紳仗着自己的功名以及朝中當高官的家人硬頂，可是現在的府縣官員卻不是進士出身了，胥吏們還好說，對鄉紳們有本能的畏懼，可丘八們卻不同，他們隻聽齊王府的号令，說抄家便抄家絲毫不含糊。
而随着第一批鄉紳被抄家查出之後，其他的鄉紳也都老實了起來，一個個忍着心痛吐出來了自己霸占的田地。而沒了田地，自然養不起太多的仆役丫鬟，沒落下去也就是一兩年的事情。所以，隻要江西現在的政策能夠持續下去，用不了幾年，士紳們在江西的存在感會被虛弱到極限。
而官府陡然間增加了上千萬畝需要繳納田稅的耕地，便是每畝隻收一鬥糧食，每年也增加百萬擔的稅糧！當然，官府的稅收不止一鬥。
而多出來的田地，一部分被賞賜給立功的士兵們，其他的則招募無地的百姓耕種，征收稅糧一律按照三成，再加上人頭稅也就是四成的樣子，這已經比往昔的負擔漸少了一半，所以才有鄰省的百姓紛紛來投。
當然江西的新政嚴重損害了士紳們的利益，也導緻了朝堂上愈演愈烈的争鬥。對自己土地被官府奪占，出身江西的官員拿不到能擺在台面上的理由，便隻能攻擊齊王以及江西巡撫違反祖制不該讓胥吏丘八當官。而其他官員也生怕陳越會把這種制度在其他省份施行，開始了聯合進行抵制，才有了封駁事件。
想明白了事情的來龍去脈之後，張煌言隻能喟然長歎，江西制度的優越性顯而易見，官府的控制了不僅極大的加強，朝廷的稅收也必然大為增加，這樣的制度卻受到了文官們的集體抵制，誰在為公，誰在謀私？已經不需要多說！
當然，這種制度施行起來太過艱難，在經過戰亂的江西尚可，根本無法推行到其他地方，因為其他地方的阻力遠大于江西。哪怕是齊王現在正在得勢，正如日中天！
兩百多年的科舉制度造就了士紳們在大明根深蒂固的勢力，并非一個人能夠輕易掀起，除非那個人真的擁有翻天覆地的力量，可以把所有士紳都打到連根拔起。而現在的齊王陳越并不具備這種能力，否則面對給事中們的封駁他不會妥協。
在江西轉了一大圈之後，張煌言對江西的情況進行了深入的了解，這才起身離開了江西，乘船順江而下趕往南京，距離科舉開考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而就在這時，朝廷又發生了一件大事，直接影響到了張煌言的科考，進而影響了他一生的命運。
PS：四千字大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