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志達接到的這份電報，是李克農親自簽發來的。

　　電報中，李克農告訴安志達，從廣西來了一位同志，帶着馮晨的信件，給黨中央送來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報。

　　日本内閣制定的，吞并整個中國的計劃！

　　李克農簡要告訴了安志達，日本的這個計劃，準備在三年内，完全占領整個中國，施行大東亞共榮。

　　這份情報特别重要，南京政府如果知道日本的這份計劃，便會放棄同日本和談的幻想，加速同中共接觸，商讨共同抗日。

　　在西安逗留時，南京方面的張沖一再催問，安志達等人什麼時候到達南京。

　　為了不使南京方面，因得不到及時回答而産生疑慮，安志達給張沖發了一封密電，說明自己逗留西安還有一些事情要處理，不日即可南下。

　　張沖收到電文後，立即趕到西安，與安志達秘密會晤，探聽中共方面的态度和條件。

　　張沖聽了安志達的有關介紹，特别是安志達告訴他的日本已經制定的吞并中國的計劃，異常重視，先行離開西安。

　　随後，安志達乘上了南下的列車，離開西安去上海。

　　誰也沒有想到，安志達此去竟與張學良成了千古之别。

　　在途中，安志達考慮到，南京方面對中共的信函讨論回複必定需要一定的時間，因此，在經過徐州時，安志達發電報給張沖，要他去浦口輪渡接他。

　　車到浦口後，張沖帶着秘書，見到了安志達，安志達将我黨緻民黨的信件面交給他，要他代為轉交南京當局。

　　安志達表示，自己不在南京等待回複，直接前往上海，等南京方面有了消息，再相約聯系，并将上海方面的聯絡地址告訴了張沖。

　　本來，根據周副主席的指示，安志達此次南下甯滬，是同陳果夫、陳立夫他們商談國共雙方，負責談判代表的地點與時間的，作為聯絡的代表，安志達不負任何談判責任。

　　然而不久，中央擴大了安志達的活動範圍和所負擔的使命，就在安志達離開西安的同一天，中央正式任命安志達為中共談判代表。

　　中央的這一決定，完全取決于當時形勢的變化。

　　鑒于日本的侵華戰争步步升級，美英與日本在華利益的沖突越來越尖銳，蔣介石的對内對外政策開始發生微妙的轉變，他通過多種渠道，對蘇聯和中共進行政治試探。

　　當時國共間的接觸主要有以下幾條途徑：一條是通過駐蘇使館武官鄧文儀的關系，與中共駐共産國際代表聯系，這條途徑，由安志達負責。

　　另一條途徑是通過陳立夫的手下，直接與陝北發生關系。

　　第三條途徑是通過上海地下黨的關系取得聯系。

　　第四條途徑則是由宋慶齡牽線，南京方面派人到陝北，直接與我黨主要領導人取得聯系。

　　自安志達從莫斯科回國以來，通過上述渠道，陝北與南京方面接觸頻繁，保持了談判的良好勢頭，鑒于這種情況，中央才決定讓安志達去南京，為國共兩黨高級領導人進行正式談判鋪平道路。

　　不料，正當事情順利進行的時候，老蔣突然中途變卦。

　　原因除屈服于日本方面的壓力之外，最主要的是蔣介石用收買和分化的手段，搞垮了粵軍的陳濟棠，解決了兩廣事變。

　　兩廣事變的解決，讓老蔣有些忘乎所以，他以為可以騰出手來對付紅軍。

　　另一方面，老蔣又錯誤地估計了形勢，以為我黨提出的國共合作抗日的政治主張，是因為處于困難境地而急于同他妥協的權宜之計。

　　因此，老蔣采取了軍事壓迫與政治解決雙管齊下的辦法：

　　一方面繼續調集軍隊“圍剿”陝北紅軍，另一面仍由陳立夫安排人，邀請周副主席等人到香港或廣州談判。

　　我黨決定，為了推動南京政府抗日，同意周副主席可以飛往廣州談判；但先決條件是民黨不能再做喪失領土主權的事，暫停進攻紅軍，立即準備抗戰。

　　由于老對談判缺乏誠意，并大舉進攻蘇區，在這種情況下，兩黨高級人員的談判已無法進行。

　　形勢的變化，我黨決定周副主席暫不出去，由在上海的安志達年為代表，同民黨方面作初步談判。

　　這樣，安志達就成了國共談判桌上中共方面的最高代表。

　　民黨方面的談判代表由陳立夫充任。

　　在張沖的安排下，安志達在上海滄州飯店與陳立夫進行了會晤。

　　安志達将周副主席緻陳果夫、陳立夫的信交給了陳立夫。

　　周副主席在信中首先表達了對于“雙方負責代表具體談判事，迄今未得複示，不勝系念”的心情，。

　　接着提出質問：“蔣先生于解決兩廣事變之後，猶抽調胡軍入陝，阻我二、四方面軍北上抗日。豈停止内戰可以施之于西南，獨不可施之西北耶？”

　　并指出：“内戰不停，一切抗日準備無從談起。”

　　周副主席在信中，對兩陳寄以厚望：“兩先生為貴方黨國中堅，領導黨議，倘能力促蔣先生停止内戰，早開談判，俾得實現兩黨合作，共禦強敵，則兩黨之幸，亦國家之幸也。”

　　在信的末尾，周副主席向陳立夫介紹了安志達的任務：“現為促事速成，特委我黨安志達同志前來詳申弟方誠意，并商雙方負責代表談判之地點及時間，到時希賜接洽。”

　　陳立夫仔細看完信後問：“安先生，你是代表周個人還是你們黨？”

　　陳立夫意在弄清楚安志達在談判中的身份。

　　“我代表整個蘇維埃與紅軍，來與南京政府及中央軍談判的，并非代表任何個人。”安志達非常幹脆地回答說。

　　“既然是這樣，那安先生能否先說說貴黨關于合作的條件。”陳立夫點了點頭。

　　“我黨的條件是，雙方共同努力，實行對日武裝鬥争，保衛與恢複全中國之領土與主權，實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隊抗日救國聯合戰線，依據民主綱領建立中華民主共和國。”安志達依據《抗日救國協定方案》回答道。

　　“就這些？”陳立夫問。

　　“還有，雙方應立即停止軍事敵對行動，劃分紅軍必須的與适宜的屯駐地區，供給紅軍軍費、糧食和一切軍用品，不得變更我黨在紅軍中的組織與領導。

　　改革現行政治制度，釋放政治犯，不再破壞我黨組織。

　　召開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建立統一的全國軍事機關，紅軍派人參加。

　　在此基礎上，我黨承認民黨在此種機關中占主要領導地位；同時，與蘇聯訂立互助協定；雙方均保持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

　　安志達一口氣把我黨的主張，陳述給陳立夫，然後接着問道：“陳先生，不知南京對我們的提議有何意見？”

　　“安先生，對你黨提出的建議，我代表蔣先生先給予你們答複：

　　第一，既願開誠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條件。

　　第二，對立的政權與軍隊必須取消。

　　第三，目前紅軍可保留3000人之軍隊，師以上領袖一律解職出洋，半年後召回按材錄用，黨内與政府幹部可按材适當分配南京政府各機關工作。

　　第四，如果軍隊按上述處置，則你們所提各項政治要求都好辦。”

　　陳立夫轉述完老蔣的苛刻條件，望着安志達，微微笑着問：“安先生，這條件恐怕貴黨不易接受吧？”

　　“陳先生，這些條件，是蔣介石先生站在剿共立場上的收編條件，不能說是抗日合作的談判條件，看來貴方毫無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