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濤頭一線來，

　　樓前指顧雪成堆。

　　從今潮上君須上，

　　更看銀山十二回。”

　　蘇轼《望海樓晚景五絕》

　　——我是分割線——

　　而在杭州錢塘城中，周淮安也終于開始接見地方士民的代表，以及在特定的場合上和活動中公開露面，以宣示相應的統治權和控制力所在。

　　如何将已經取得的軍事勝利和戰果，迅速的轉變成為政治、經濟上的收獲和資源産出上的加成，這無疑是一門重要的學問。比如對外震懾敵人，對内壓制矛盾的權威和影響力；

　　又比如充分發動和利用新占領的土地人口，将其迅速轉變成為新體制構架下，支持後續軍事行動和戰争潛力的現成資源。然後，這又涉及到了組織建設和官僚體系培養的問題了。

　　至少直接掠奪财富和人口作為戰争紅利，并令占領地方畏懼你得武力相對容易。但任何想要深入一些點的社會變革，光靠傳統那種軍事征服手段上揚名之後，就天下聞風景從的套路和投機模式，是沒法完全滿足相應的需要的。

　　而曆史上大多數政權和領導者得以發展到了這一步，這不就得不在現實中有所取舍和妥協了。

　　畢竟窮苦百姓可以發動起來彙聚成動搖社會基礎的巨大力量，但是想要有效的操控之并且轉變成建設性的力量，就相對困難的多了。因為他們普遍受教育程度和見識水平太低，以至于很難成為支撐政權底層的基幹力量。

　　而從前朝體制下沿襲下來的舊屬官吏，及其背後的世家門閥所代表的大小地主階層們，才有可能提供相應有足夠時間脫産學習和培養出來的人才，作為構成王朝官僚體系的候補和新皿。

　　而自古以來改朝換代之際的帝王們，莫不是在這兩大群體之間權衡取舍着，以保持相應的制約和平衡，再加上人口銳減導緻的生存壓力/土地兼并大為緩解，最終締造出所謂的開國盛世。

　　故而，任何号稱要吊民伐罪的農民起義軍/反叛勢力，發展到最後想要組織起政權并完成坐穩天下的蛻變，就必不可少要放棄大部分的初衷和理念，來吸收這些舊有體制的熟練官僚和世族精英。

　　所以以有唐一代為例，對于五姓七望為首的山東士族，基本上就是有拉攏有打壓而貫徹始終的基本國策；一方面這些在地上擁有很大輿論和語話權的大族顯望，對于家天下的皇權就是天然的威脅和隐患。

　　但出于政權架構穩固的緣故，又不得不依靠他們世代擁有所謂治學傳家，所培養起來數量龐大的族人子弟、門生故舊，以及相應影響力所能夠号召到的更多士人，出仕李唐政權而填充到各級官府組織當中去。

　　所以在貞觀之治道開元盛世的前一百年跌宕起伏的王朝演變當中，唐王朝都在努力分化瓦解這些舊有世族門閥的影響力，一邊用科舉制吸引到更多在野的寒門庶族人才，作為制約和對抗的力量。

　　于是等到了中唐以後，這種隐形的國策從某種意義上說已經成功了，但也可以說是基本失敗了。因為作為王朝需要壓制和分化瓦解的對象，世家大族們在地方上影響力已經嚴重衰退，而逐漸讓位于于藩鎮割據中的地方武人集團。

　　但是作為相應求生求變的手段，這些世家門閥開始轉入兩京為代表的權力中樞，而從方方面面滲透到了朝廷的體制當中去，而成為大唐政權中密切相關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是同樣因為掌握了中樞權利而又擁有比常人更高的起點，更多的直接間接這政治資源和人脈影響力，導緻這些世族門閥的子弟很容易就能獲得清貴美職或是權柄之要。

　　然後過雪球式的加這些政治資源和權位上的優勢，進一步的疊加和穩固下來沿襲給自己子弟族人之後，也就在沒有那些出身微賤卑下，或是寒門庶族中人什麼事了。所謂諸多兄弟父子同榜，三代再閣的宰相世系就是這樣誕生出來的。

　　最終當皇權用來異論相攪，引入競争和活力的科舉制度，也變成高門甲地之間通過“通榜”“行卷”等方式，相互利益交換和政治妥協的工具之後，已經無力改變什麼的大唐王朝，也就自然而然的迎來了他的末世之期。

　　而中晚唐以來，因為上升的通道被逐漸的淤塞和堵死，失去了正常出路的寒門士子，就紛紛投身到各地藩鎮的幕府當中，而成為地方對抗中樞的推波助瀾之勢。進而在天災人禍走投無路之下，投身到此起彼伏的民間起義中去。

　　從某種意義上說曾經屢試不第的郓州人黃巢，也不過是其中集世代之怨望而應時而起的風雲人物之一；而整個五代十國期間世家大族和門閥政治殘餘的崩滅與衰退，也可以說是這種最終反噬的漸進産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