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王府内。

　　滿府缟素。

　　平東将軍北海王司馬寔，步兵校尉東萊王司馬蕤，青州都督燕王司馬機，以及新野王，齊王世子司馬超，如今都聚在齊王府中。

　　滿府缟素，自然也有清淨之地的。

　　東萊王司馬蕤是齊獻王司馬攸長子，也是齊王司馬冏的長兄。

　　北海王司馬寔，則是司馬冏的三兄。

　　之所以最後齊王的位置給司馬冏繼承了，是因為不管是他的大兄，二兄還是三兄，都過繼給其他無子宗王了。

　　譬如東萊王司馬蕤就是出繼叔父遼東王司馬定國，封遼東王。太康四年，改封東萊王。

　　北海王司馬寔繼廣漢殇王後，改封北海王。

　　至于已經不在人世的司馬冏二兄司馬贊，也是出繼叔父廣漢殇王司馬廣德。

　　到最後，反而是年紀比較小的司馬冏變成最為年長，輩分最高的人，最後繼承了齊王位置。

　　當然，這也是司馬攸有意為之的。

　　在他諸多兒子之中，齊王司馬冏是最為優秀的。

　　否則，他也不會将長子過繼出去。

　　“諸位長輩，齊王已薨，天下勢必大亂，如今留在洛陽可不是一件好事，萬一陛下發瘋了，老齊王的下場，便就在眼前。”新野王緩緩說道。

　　齊王司馬冏的屍體，現在可就停在這府中啊！

　　“陛下既然已經将老齊王殺了，那便不會對其他人下手的，況且我東萊國山野之地，食邑少餐，不若留在洛陽為好。”

　　一邊，北海王臉上露出猶豫之色，但還是輕輕點頭。

　　“若是留在洛陽，那也是極好的。”

　　司馬超臉上頓時露出着急之色。

　　“舅父，你國中食邑兩萬戶，在封國之中潇灑如何不好？”

　　“這個”

　　司馬寔看了司馬蕤一眼，最終還是沒有說話。

　　一邊的燕王冷哼一聲，他可是知道其中細節的。

　　“齊獻王的兒子，恐怕就隻有司馬冏一個是成事的，其他二人，不足道也。”

　　燕王倒有這種口氣說這句話。

　　他司馬機是文帝司馬昭之子，繼承了武帝弟弟清惠亭侯的爵位。

　　泰始元年，封燕王，食邑六千六百六十三戶。

　　司馬機之國，鹹甯初征為步兵校尉，以漁陽郡益其國，加侍中之服。拜青州都督、鎮東将軍、假節，以北平、上谷、廣甯郡一萬三百三十七戶增燕國為二萬戶。

　　與現在的司馬蕤與司馬寔不同，他是實權王侯。

　　燕國便是後世河北一帶，也就是北京天津一帶，在這個時候，那裡可是有拓跋鮮卑，東部鮮卑橫行的，燕國有兵，而且有強兵。

　　北海國與東萊國都在後世山東一地，齊魯大地，自然說不上山野，但絕對不繁華就是了。

　　至于國中有兵，那就是更無稽之談的事情了。

　　況且，燕王的輩分，也比東萊王與北海王高一輩。

　　果然，被燕王一訓斥，東萊王司馬蕤與北海王司馬寔頓時就不說話了。

　　他們之所以不想離開洛陽，當然是有原因的。

　　在這裡，就得說一說西晉的宗王制度了。

　　曹魏時期實行“苛禁宗室”的政策，宗室諸王不僅封國小、地方窮、人口少，而且沒有任何實際權力，甚至沒有行動自由。

　　據史書記載，曹魏宗室諸王“遊獵不得過三十裡”，而且中央“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察之。”

　　所以說，曹魏宗室諸王表面上是風光無比的王爺，實際上卻形同囚徒，還要時時受到朝廷的督察。

　　這裡有一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

　　有一次，陳思王曹植與白馬王曹彪從洛陽返回封國。

　　兄弟二人因為很久不見，“欲同路東歸，以叙隔闊之思，而監國使者不聽”。

　　就是說，曹植和曹彪想借着一起走的這一點點時間，來叙一叙兄弟之情。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小小的要求，也被“監國使者”，即特務們拒絕了。

　　據說，曹植當時十分氣憤，還特地寫了一首詩，咒罵這些不通人情的使者。

　　然而，曹植也隻能罵罵而已，絲毫無濟于事。

　　正是由于曹魏王朝“苛禁”諸王，所以“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就是說，曹魏的宗室諸王，人人都非常想做一個平民百姓，可是連這個願望都無法實現。

　　西晉初年，朝臣們開始對曆史進行反思，有許多人認為，曹魏之所以很輕易地就被取代，正是由于其實行的這種“苛禁宗室”的政策，認為是這個政策造成了諸王毫無力量，無法發揮拱衛中央的作用。

　　正是基于這樣一種認識，晉武帝司馬炎“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前前後後大約封了幾十個同姓諸侯王。

　　從理論上來說，西晉諸王所掌握的權力應該很大，因為要想宗室諸王具備藩衛中央的實力，就必須給他們以實權。

　　然而，理論畢竟隻是理論，事實又是另外一回事。

　　因為一項政治制度的建立或者一項政策的調整，必然要受到其所處時代條件的限制。

　　什麼叫時代條件的限制？

　　簡單地打個比方，就是你不能要求魏晉南北朝時代的人們開寶馬、坐奔馳，因為那個時代的交通工具隻有馬車和牛車。那麼，西晉封國諸王的權力，要受到哪些時代條件的限制呢？

　　這個時代條件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個是，從秦漢以來确立并得到鞏固的**主義中央集權制度，更适合于當時的經濟基礎，這個制度在西晉的時候比較完善，不可能發生逆轉，作為隸屬于皇權的王侯封國，它所擁有的權力，必然要受制于**皇權。

　　第二個是，從東漢末年以來的長期戰亂，嚴重地破壞了當時的社會經濟，西晉雖然再次實現了全國的統一，但受到重創的社會經濟卻不是一時之間就能夠恢複的。

　　最直接可以看到的就是人口。

　　晉朝最繁榮的當屬太康年間，但是，太康元年的全國人口總共才隻有1616萬，和西漢末年2900多萬相比，差距甚遠。

　　如此一來，王國的規模和條件也必然要受到它的制約。

　　而且，根據規定，就是諸王所食之戶，大部分的賦稅收入也要歸中央财政，諸王最後能到手的部分，大概是其中的三分之一。

　　以中山王司馬睦為例，他的封國雖然一共有民戶32000，但他卻隻能向其中的戶收取賦稅，就是這戶的賦稅收入，其中三分之二還要上交給西晉中央政府，他自己隻能得到三分之一，也就是說，司馬睦的實際賦稅收入隻有1400戶。

　　燕王與北海王雖然有兩萬戶，但最後稅收也隻有一千戶而已。

　　更不用說是司馬蕤食邑根本沒有兩萬戶，真正的食邑，其實數百戶而已。

　　由此可見，諸王的财政權實際上很小，封國财政權的主體，仍然控制在中央政府的手中。

　　其次，在王國官吏的任用上，諸王在事實上也受到中央的限制。

　　西晉初年曾經允許諸王“自選其文武官”。但事實上，這種“自選”始終要受到中央的嚴格監督，更不可能随心所欲。

　　梁王司馬肜曾自選張蕃為王國的中大夫，但張蕃這人品行不好，又犯過法，結果司馬肜就因為選人不當，被“有司”參奏了一本。作為懲罰，他被削奪了一個縣的封地。

　　有鑒于此，那些稍微膽小的諸王，也就不敢或不願自選官吏了。

　　齊獻王司馬攸的王國曾缺少一位長史，但是他卻拒絕自選，還專門下了一道命令，說：“選官用人，這是中央政府的事情，王國本來就不應該插手此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