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8年農曆五月二十三，是個吉日，适宜出行會親友，适宜婚嫁。

　　這一日正是林柏耀帶着何秀坤和林月莺上京尋找少誠的好日子，一大清早就起身了，少康和春蘭夫妻倆，士虎和靜琳夫妻倆一直送到村口，三人先是雇了輛驢車，到了縣城。

　　吃了午飯，方才向鄭縣方向進發，預備走新鄉，鶴壁，安陽，石家莊再到北京城的這條官道。

　　雖然說這是一條官道，但是自京杭大運河通航後，洛陽一帶往京城去，總是會先到山東德州，再走水路進京。

　　隻是近些年來朝廷腐敗不堪，四處地方不安甯，水路上事故頻發，倒不如陸路安全。

　　高士虎派兵一路護送到荥陽虎牢關，安排三人在虎牢關住下，便先行離去了。

　　剩下的路程隻能三人自己走了。

　　月莺從未纏腳，徒步一天也還能走個十裡路，然而坤娘卻不行，到底在小時候纏過幾年腳，雖不曾纏得很緊，卻不似天足般利索，徒步趕路是不行的。

　　隻好雇個驢車慢慢行來。

　　朝行暮宿，饑餐渴飲，一路上倒也平靜順當。

　　約摸走了二十多天，方才來到京城，三人來到了左安門，風塵仆仆地讓守衛查驗了行李和身上，總算是順利地進了城。

　　遠遠地望着坤娘進了城，世衡方才撥轉馬頭，向着馬屁股甩了一鞭子，輕喝一聲：“駕！”

　　那匹棗紅馬嘶吼了一聲，一溜煙地往南去了。

　　卻原來胡世衡和羅大綱夜闖山西巡撫後堂，逼迫曾國荃上奏河南災情，并撥出糧食和款項救濟河南災情後，世衡曾尾随高士虎到鞏縣查看赈災情況。

　　他發現高士虎并無貪污枉法的劣迹之後，放心地回到山西去了。

　　羅大綱就是否刺殺曾國荃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讨論和争執。

　　羅大綱之意不可姑息，立即刺殺了完事，可是胡世衡看災情尚未完結，對曾國荃不遺餘力救災的情況充分了解後，他認為此時不可刺殺曾國荃。

　　隻因如今的清政府，想要再派出一個全力救災的官員簡直是癡心妄想！

　　而曾國荃這場大病後不知為何就改了性情，對赈災十分賣力，他向朝廷和戶部申請了兩千張賣官的文書，用以籌措救災款項的招數也十分有用，而且山西之所以能夠及時發放足量的赈災銀兩和糧食，也是由于曾國荃一直在皇上跟前上奏的原因。

　　自從曾國荃知道河南的災情以後，他同時也将河南的災情不斷上報給朝廷，從而也極大程度地緩解和解救了河南的受災百姓。

　　雖然說河南并非他的管轄範圍，雖然說世衡和羅大綱的匕首并未一直抵在他的脖子上，他也堅持這麼做了。

　　這種改變使得世衡大為奇怪，他對曾國荃的看法也有所改變了。

　　世衡之所以和羅大綱的想法不一緻，也非常正常，是因為世衡本來就是百姓出身，他更關心民生，而不是天國。

　　而羅大綱更關心的是報仇和滅清。隻要一切有利于報仇和滅清，他都非常積極。

　　由于世衡的極力懇求，羅大綱同意先記下曾國荃的一條命，把目光放在如今更加嚣張的李鴻章身上。

　　那李鴻章的雙手，也沾滿了天國百姓和将士的鮮皿！

　　二人帶着永活和春娃潛入了天津，就在大沽鄉下租了個農家小院住下，開始查探北洋水師的情況。

　　此前的李鴻章，還是一個躊躇滿志的洋務大臣，他創辦了礦業，紡織業，鐵路，電報等多個行業的領頭企業，他正在籌建中的北洋水師也已經有四艘蟻船到了大沽港口。

　　李鴻章親自堪驗船，确定其輪機、器具等件均尚精緻靈捷，決定派該四船分駐大沽、北塘并令其每月各出洋會哨兩次，練習風濤，循環輪替、調紮并按季合操打靶，一有空他就會親自去查看蟻船練兵。

　　然而此時的李鴻章，已經悄悄地發生了質的改變。

　　他一手創建的官督商辦的企業管理權慢慢都落入了他和他的家族手中，企業的經營變成了牟利的手段和工具。

　　利用朝廷給的大筆款項進行投資，然而所得利益卻大部分都歸了他的家族，名義上看是朝廷扶植和産業，實際上卻被他的家族所壟斷了。

　　而李鴻章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與秘魯簽訂了《中秘通商條約》，1876年(光緒二年)與英國簽訂了《中英煙台條約》。

　　前者旨在保護華工；後者則是因“馬嘉理案“導緻的中英間的嚴重交涉。

　　李鴻章在英國公使威妥瑪以下旗宣戰的要挾下，巧妙地利用國際法挽回決裂之局。

　　在他建議下，清政府派郭嵩焘赴英國道歉，郭氏遂成為中國第一位駐外公使。但條約也因增開了宜昌、蕪湖、溫州、北海四個通商口岸，并允許英國人可以進入西藏，損害了中國主權。

　　這便是他從事外交談判以後開始簽訂損害國家利益的不平等條約的開始。

　　從這以後，他便一發不可收拾，墜入了不斷簽訂不平等條約的深淵。

　　世衡已知志航和少捷在水師裡當水手，然而這二人是在謀生活，不可使他們卷入其中，所以他也不想告訴羅大綱這兩個孩子的事情。

　　羅大綱就想派出永活和春娃報名參加水師，伺機作案，好對李鴻章和朝廷朝廷破壞活動。

　　世衡提出，北洋水師人員非常多，那李鴻章不比曾國藩一樣樸素，這位中堂大人可是赫赫揚揚，非常地擺譜，想要直接刺殺比較難，恐怕需要從長計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