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植看了看資料，想了想，說道：“投獻土地的小民們奸猾耍詐，加重了老實種田其他農民的負擔，和逃稅的士紳同流合污。這是這些投獻小民的罪。如今我們糾正了士紳偷稅渠道，他們又想拿回自己的土地。”

　　“這些小民如果留在士紳門下，是白白便宜收地租的士紳。士紳麼是偷稅的主犯，讓他們得利道理上說不通。但如果簡單把土地還給投獻土地的小民，又助長了這些奸猾小民鑽政策空子的習慣。對這些投獻土地的奸猾行為，不罰不行。”

　　“當初投獻的土地，不是普通的買賣，而是屬于偷稅犯罪的贓物。投獻土地的小農和士紳聯合起來逃稅，坑害其他重稅的農民，這是犯罪！一旦證據确鑿證明是投獻偷稅的田地，全部沒收。既不讓逃稅的士紳保有這些田地，也不讓投獻土地的小民得利。沒收來的土地歸于總兵府名下，小民可以繼續佃租，但地租是一鬥米每畝，高于一般的稅賦。”

　　崔昌武聽到李植的話，拱手說道：“伯爺英明，如此一來，既懲罰了逃稅的士紳，又教育了奸猾小民，更擴大了總兵府的收入。”

　　李植點頭說道：“把我們的政策傳達到各個法庭。再遇到類似的案子，便統一這樣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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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快，等李植的政策傳達到基層，靜海縣的法官沒收了趙立精的投獻田地，李植的政策就傳開了。

　　加上九月十八日的《天津日報》登載了趙立精的案子，這個案例便更加家喻戶曉。

　　前來打官司上交投獻田地的小民在法院門口排起了長隊，一個個都甯願付一鬥的地租，願意上繳自家投獻的田地。畢竟比起士紳的地租，總兵府沒收田地後給出的每畝一鬥的地租，還是輕了不少。

　　各縣法庭裡的幾名法官哪裡能應付這麼多案子？最後各法庭都規定，如果案情簡單證據清楚的，不需要法官庭審，投獻的小民直接到打闆子的地方找書記員登記，便能立即把投獻的田地變成公田。

　　這樣的政策一下，士紳們名下的土地大量流失。士紳們元氣大傷。一些士紳想留住農民，便主動把地租降低到了一鬥以下。最後整個天津，接受投獻田地的士紳都把地租降低到了很低的水平，也就略高于七升一合的田賦一點點。

　　士紳們大規模降低稅賦後，來打官司上交田地為公田的百姓漸漸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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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二十日，天子朱由檢坐在乾清宮書房的龍椅上，在書案上攤開一份《天津日報》仔細看着。

　　《天津日報》上的各地新聞，讓朱由檢看得津津有味。雖然各地的災荒、兵事都有地方官奏章報上來，但其他的新聞，比如哪裡米價又漲了，哪裡的利息水平降了，甚至福建有幾條海船出海，山東有多少士兵逃亡，這些新聞都是官員的奏章裡沒有的。

　　朱由檢長在深宮，不曾出皇城，對外界的這些新聞知之甚少。看到天津日報的報道，他倒是了解了不少民間事情，覺得十分新鮮。

　　更讓朱由檢感興趣的，是天津日報的評論文章。

　　朱由檢最愛的一個評論員，是一個叫作“紫銅山人”的撰稿人。這個撰稿人寫的文章高屋建瓴，對種種事物評論一針見皿，每每有讓人拍案叫絕的言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