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狠狠的盯着蔡京的雙眸，不料這小子也真有過人之處，眼中竟無一絲作僞之色。“蔡元長，朝中之事，非君所宜言。”我沉聲說道。

　　蔡京似乎有點驚異于我的回答，眼光在那篇《朋黨論》上徘徊良久，忽爾說道：“石相，請恕學生大膽，歐陽公有一句話是沒有說錯的，君子有君子之朋，周家賴以享天下八百年。我讀石相文章詩詞，非古之聖人不能過，石相若能想為大宋建不世之功業，無君子之朋，雖聖人不能成其事。”

　　我訝異于蔡京有如此的見地，乃含笑說道：“韓念文章蓋世，謝安性情風liu。良辰美景在西樓，敢勸一杯苦酒。記得南宮高選，弟兄争占鳌頭。金爐玉殿瑞煙浮，高占甲科第九——這一首詞，元長想是聽過？”

　　蔡京聽我吟出這首詞來，吃驚不小，這是他上任途中在一個官員家喝酒，命一個歌妓依韻而作，這詞說的是他們蔡家兩兄弟同中進士的殊榮。此時我讀出來這首詞來，其意甚明，他弟弟蔡卞深得王安石賞識，他此時有投靠我之意，不給我一個說法，我自然難以相信。

　　“石相取笑了，那不過是歌妓戲作，實在慚愧。倒是學生平素愛讀三國，聞得昔日諸葛瑾為江東重臣而諸葛亮為蜀漢之相，二者皆能忠心不二，先國後家，常常感歎不已，心裡很向往古人的風采。”

　　他這是借諸葛家的事情來表明态度，有些話不便明言，隻得如此。這些話是題中應有之義，說到此處，我也知道來此的用意了，定是在王安石那裡不得意，想從我這裡來攀一個前程。蔡京這種人，聰明有之，隻是功利心太重，有時候就愛走些歪門邪道，不過做為一個現代人，我倒不是太反感，水至清則無魚，這個道理我還是明白的。

　　但是對于蔡京的話，我卻不好正面回答，便拐彎說道：“諸葛兄弟各為敵國，不得已之事，不足為法，國朝蘇轼轼轍兩位大人同殿為朝，共同效忠陛下，正是你家兄弟效法的榜樣。”

　　這中間也有一層意思，須知道蘇轍進制置三司條例司，怎麼算也是變法派中的中央機構，而蘇轼卻不得意，不得不去做地方官……蔡京是個一點就透的人物，知道我駁回他的話，是為了免得落人口實，當下恭身說道：“學生謹記石相教誨。”

　　當此之時，因着這新法與舊法之争，大宋多少兄弟分途，朋友反目，這蔡京和他弟弟各走各的道路，倒也不足深怪。我也知道和蔡京打太極打到這個時候，就得讓他揭開那層紙了，他既然要攀附于我，自然身上就得打上“石”字鉻記，否則我怎麼會當他自己人？但是我的實誠話，那就看我高不高興給了，這就是地位高下的區别。

　　我招呼家人把那張《朋黨論》拿去裱好，又把蔡京請入内堂重新坐定，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方問道：“元長任地方也有一段時間了，可和我說說新法在地方的實行情況如何？”

　　這是考較功夫的時候了，倘若他說新法好話，那自是不用談了；但即便是他盡說新法壞話，我也不會太看重他，我當他人才用還是奴才用，便看他自己的本事了。蔡京豈有不明此理的，抱拳說道：“此事本非學生所應當說的。但是石相見詢，不敢不答，一言以弊之，擾民而已。”

　　“哦？”

　　“大宋建國百餘年，積弊日多，後人因循守舊，亦無複太祖、太宗皇帝開拓進取之心，對外又屢困于北夷，故此自仁宗皇帝在位之時，朝野便有變法之心。仁宗皇帝特為範公開天章閣，是有慶曆新政，其中主持人物，今日尚在。以仁宗皇帝之明，範公、富公諸大人之賢，慶曆新政，數年便告失敗，後人總結經驗，都知是慶曆新政，關系到大宋上上下下數以萬計的官員的利害，這許多的冗官冗兵，便是大宋建國百餘年來最大的禍害，朝野非不知也，然知易行難，便以範公之賢，亦有所不能……”

　　蔡京侃侃而談，見我略有贊賞之意，喝了口茶，清清喉嚨繼續說道：“……王相公自熙甯二年入相，号稱天下人望十餘年，上至皇上與諸士大夫，下至黎庶百姓，無不希望王相公能夠一洗大宋百年的頹廢，創中興之功，可以說，當今之世，無人不盼變法……”

　　我心裡一動，這一層倒是我沒有想到的。便聽蔡京繼續說道：“然天下士大夫于變法的态度有三：其一，号稱人臣楷模的司馬光司馬大人等人，因為慶曆新政的失敗，便認為凡事當小心謹慎，以不變應萬變，雖謂不變，司馬公等人心中的不變，不過卻是走回慶曆新政的路子，不過是更加小心與保守罷了，并非是全然不變；其二，便是王相所倡，以為方今之政，不僅要變，且要大變、急變，他們心憂國朝積弊數十年，希望所有的弊政一朝能改，恨不得數年之内，便可國富民強，盡複漢唐之地，而王相的法度，不過就是避開吏治，以法治國，以為終不以庸吏而壞良法，卻不知道古人曾說，徒法不足以自行，此王相之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