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敞道：“相公言民思無邪，自然極對。隻是，采來的小曲當中，有的過于惡俗。”

　　“這也是有的。小曲并不全是民思，歌以詠志，求的是民之詠志之思。小曲當中，确實是有心邪之人，宣其心中之惡。便如東鄰绫羅家有财，把來殺了做包子，衣服賣了換酒喝，便就不能算民心之思。百姓有貧有富，為富者不仁，貧者宣其心中之怒，這就是天下之民所思，詩經中也有碩鼠篇嗎。寫為富者如何不仁，受欺者奮起而争，就無邪。不涉天下之事，隻宣洩其不法之欲，便就取而廢之，禁民傳唱，甚至刑其作者。”

　　說到這裡，徐平歎了一口氣道：“為政最難，便就是對度的理解與把握。世事有度而無界，為了天下為一，便立一個界在那裡。年深日久，事情從遠離界限的地方，會越來越靠近界限，這界限便越來越模糊，終究此界被破要重新立界。隻是時移事易，就怕後人忘了立界隻是分度，把度抛到了九天雲外，把界當作萬世不易之理。一遇到破界之時，便如臨大難，誠惶誠恐，便如天要塌了下來。民間小曲确實是有需要禁的，但開了頭，後人就會用得手滑，把不該禁的也禁掉了。是以對于小曲，禁慎之又慎，而不罪其人。”

　　度難把握，對于最開始立制度的人，其實相對容易，但後來者出于對制度的敬畏，不敢更改。随着制度跟現實脫節，把握越來越難，最終會無所适從。所以對無關大雅的事情制度從松，而不就嚴，免得政權與現實脫節。這種現象從古到今都有，前世嘻哈音樂從地下走上前台，便就引起風波。該不該禁？如果内容反映的是某一個人群，在思想上的迷茫與掙紮，諸如此類，自然是不該禁的。但如果堕落到暴力、色情、違禁藥品，而與社會完全脫節了，那不禁就有問題了。這個年代的小曲、雜劇，也是一樣的問題。

　　張載道：“然小曲裡面，還有辱罵官府、官員，甚且大逆不道的，又該如何？”

　　徐平笑道：“這是難免，為政者憑着道理做事，道理也不能讓每個人都滿意啊。不管是在邕州，還是在秦州，在整個西北，還不是一樣有罵我徐平的。有的還咬牙切齒地咒我當五雷轟頂，不得好死的呢。為政者要有這個擔當，有這個兇懷，确實因為你做的某些事情讓人家不舒服嗎，不許人家罵你幾句啊。聽到了被罵，自當反省，政事有沒有道理，做的有沒有不合規矩的地方，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嗎。罵幾句沒什麼，就罵呗。”

　　張載和劉敞兩人面面相觑，沒想到徐平倒是想得開。

　　想不開又能怎麼樣？民如稚子，不開心了不許哭兩聲，嘟囔幾句啊。政權如父，粗暴的手段少用，盡量地要講道理。為什麼不讓你做這件事情，道理說給你聽，聽懂了乖乖不許做，聽不懂委委屈屈也不許做。但不能動不動瞪起眼睛，不聽話我揍你啊。

　　道理講明白了，時時跟孩子談談心，聽聽百姓的呼聲，道德便會形成。

　　民歌被采集來之後，要經過整理、删減，把其中政權應該聽到的人民心聲找出來，有合乎道德要求的，也有不合乎道德要求的。政權從而進行引導，貫徹到政治當中，用政治制度和施政來互動改造。在這種互動和改造中，政治與民心越來越合拍，相互理解嗎，認同感便會形成。文明由此而新生，進入了蓬勃發展的時期。

　　民俗是由文化而來的，相互影響，而文化又根本于政治。一旦脫節，文化不成其為文化，風俗便就淪為三俗。文人怎麼做學問，百姓便就有什麼樣的風俗，要想合拍，隻有文化去就百姓，因為他們是表，百姓的風俗才是裡。最簡單的例子，文人做學問弄些鬼鬼神神，兩人讨論學術，你說這個先賢這樣說，請一尊神，他說那個聖人那樣說，又請一尊神出來。到了最後，學問成了最後看誰的請的神大，而茫然不知道世間還有道理在。在風俗上就成了請神跳大神，民間有樣學樣，出了事請神來。最好笑，是這個時候，文人看見百姓跳大神，鄙夷地痛罵，愚昧、落後，無可救藥，有這樣的人民，國家和民族還有希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