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夾錫錢連老百姓都看不上，他居然當救災款讓我們運到川蜀去，合着他沒安好心呢。難怪那方七佛原封不動的還了我們，他定是開箱查過了。”
“夾錫錢”創始于宋崇甯二年，在鐵錢中加入錫，使錢币變脆，主要是防備北方遼、金兩國大量收購南方的鐵制錢币，然後熔煉制作兵器，隻是質量太差，老百姓根本不買賬，基本沒人用。
《宋史·食貨志下二》：“初，蔡京主行夾錫錢，诏鑄於陝西……其法以夾錫錢一折銅錢二。每缗用銅八斤，黑錫半之，白錫又半之。”清黃宗羲《明夷待訪錄·财計一》：“蔡京當國，凡以金銀絲帛等貿易，勿受夾錫錢者，以法懲治。蓋其時有以金銀為用者矣。”
宋朝的法定主币是銅錢，其實主要材料為銅、鉛、錫的合金，學過化學的人都知道，純銅很軟，而且極易氧化，生了銅綠後很難看，這三項比例由北宋天禧年間到南宋嘉泰年間發生了極大改變：含銅量由62%至72%降為56.5%，用鉛量由20%至27%增為40%，用錫由8%至12%減為3.5%。
宋仁宗康定年以前，官方沒有鑄行大錢，民間行用的是清一色的小平錢。宋仁宗康定年始，在陝西行用大銅錢。宋神宗時，折二錢廣泛行用，在當時行用的銅錢中，已占相當比例。
宋徽宗時，商品經濟繁榮發展，《清明上河圖》上的情形可以借鑒，于是大量鑄行當十錢，根據劣币驅逐良币的規律，在民間流行的，大約應主要是當十錢。當十錢前後鑄了數種，大抵是用鑄三個小錢的原料鑄一枚當十錢，這就使銅錢的價值實際降為原先的十分之三，銅錢購買力理所當然地要随之下降。
康定、慶曆大錢在當十的時期，顯然是規定價值與實際價值不符。陝西此時期的物價上漲，與當十錢的行用直接有關。宋徽宗時鑄行的當十錢比宋仁宗時行用範圍廣、數量大，此時期的通貨膨脹與當十錢的泛濫有直接關系。
宋朝建立伊始，政府就在維持充足的銅币供應方面遇到了困難，而且如果經濟持續增長，銅币供應量也應當随之增加。當時的标準錢币面值為一錢，但神宗時期曾鑄造過當二錢的銅币。對于金額較大的交易，人們通常用貫做為計量單位，名義上一貫等于一千錢，但由于銅錢短缺，政府允許在繳稅時隻支付七百七十錢。政府還采取其他措施來緩解銅的短缺，包括開采新的銅礦，降低錢币中的含銅量，允許用銀兩繳稅，在北部邊境和四川發行鐵錢，嚴禁熔化錢币，在谷物交易和茶、鹽專賣中使用票據或度牒，有時候還會發行紙币。1085年，貨币發行量達到頂峰，政府一年共發行了六百萬貫銅錢（是997年的7.5倍）。錢币不是在一個地方鑄造好後運往全國，而是在二十多個地方鑄造，然後在本地流通。由于新政時期鑄造了大量的錢币，以至于嚴重消耗銅材，神宗之後各朝鑄币量減少，導緻11世紀末對錢币的需求嚴重得不到滿足。有宋一代，因此經常鬧錢荒。
蔡京1102年就任左仆射後，開始推動鑄造面值較大的錢币，包括當十錢的大銅币和價值三錢的錫鐵合金貨币。這兩種方式都讓政府無須開采新銅礦就可以擴大貨币供應量。同時，既然各種紙币的使用量在不斷擴大，盡管大部分仍局限在四川地區，有理由設想人們也許會接受另一種法定貨币，即沒有相應内在價值的貨币。此外，在11世紀40年代初，由于邊境貨币短缺，政府曾鑄造過當十錢來充當軍費開支。
首先，某些州縣在1103年被告知，他們的鑄币廠要轉而鑄造當五錢，另一些州縣則要鑄造當十錢。每年的額度定為三十萬貫銅錢和兩百萬貫鐵錢（依舊遠低于1085年的最高紀錄六百萬貫）。政府并沒有試圖打壓私人鑄造一錢币，因為其中沒有什麼利潤。為了遏制私鑄高面值的新錢，政府将造私錢者招募到新的鑄币廠工作，同時對僞造私錢者處以重罰，此外還決定在一些地方鑄造夾錫錢。過去使用的當兩錢被收集起來，回爐後重新鑄造為當十錢。每個新錢的重量是一錢的三倍。1104年正月，新鑄造的錢币被分成以下幾部分：在全部六十萬貫中，一半交給戶部，二十萬貫交給内藏庫，還有十萬貫交到元豐庫，即所謂的左仆射庫。1105年，刻有徽宗禦制書法的當十錢發行。每貫重十四斤十兩，用銅九斤七兩二錢，鉛四斤十一兩六錢，錫一斤九兩二錢，還有一斤五兩的廢料。
南宋理宗朝的一年春天，台州城的市民一覺睡醒，忽然發現“絕無一文小錢，在市行用”。也就是說，台州城鬧“錢荒”了，市面上幾乎找不到一枚銅錢流通了。這是何故？原來，市面流通的錢都被日本商船收購走了。這些日本商船“先過溫（州）、台（州）之境，擺泊海涯。富豪之民，公然與之交易。倭所酷好者銅錢而止，海上民戶所貪嗜者，倭船多有珍奇，凡值一百貫文者，止可十貫文得之；凡值千貫文者，止可百貫文得之”。日本看中宋朝的銅錢，低價出售日貨，大量回收銅錢，“以高大深廣之船，一船可載數萬貫文而去”，難怪台州一日之間發生“錢荒”。
宋朝小平錢當時在周圍國家都非常受歡迎，除了日本，西夏，大遼，簡直供不應求，因為鑄造手段遠超周邊這些國家。許多宋朝人認為，是銅錢的大量外流造成了“錢荒”。宋朝經濟發達，與日本、東南亞、阿拉伯乃至非洲開展密切的國際貿易，宋錢差不多成了這一貿易區的國際貨币，有點接近今日美元的貨币地位。不但日本“所酷好者銅錢而止”，交趾跟宋人交易，也“必以小平錢為約；而又下令其國，小平錢許入而不許出”；爪哇國也用胡椒交換宋錢。今天在東非、印度、波斯灣等地，均有宋錢出土。宋人說：“缗錢原為中國财寶，而今四方蠻夷通用之。”并不是誇張之詞。這些與宋朝通商的國家，“得中國錢，分庫藏貯，以為鎮國之寶。故入蕃者非銅錢不往，而蕃貨亦非銅錢不售”。為阻止銅錢外流，當時有人提議：幹脆關閉貿易港，中斷與外商的貿易。認為這才是“拔本塞源”之道。這當然是一種很愚蠢的想法，幸虧宋朝政府并沒有聽從。
銅錢不夠，為什麼不用金銀？對不住，有宋一代是金禁的，所謂的金禁，是特指禁止熔煉黃金制作某些制品。宋代金禁特盛，其出發點主要有二：一是以此作為抑奢的手段，二是出于對黃金的愛惜。
大中祥符八年（1015），诏書說：“内庭自中宮以下，并不得銷金、貼金、間金、戭金、圈金、解金、剔金、陷金、明金、泥金、楞金、背影金、盤金、織金、金線撚絲裝著衣服，并不得以金為飾。其外庭臣庶家，悉得禁斷。臣民舊有者，限一月許回易為真像前供養物。應寺觀裝功德用金箔，須具殿位真像顯合增修創造數，經官司陳狀勘會詣實聞奏，方給公憑，詣三司收買。其明金裝假果、花闆、樂身之類，應金為裝彩物，降诏前已有者，更不毀壞，自餘悉禁。違者，犯人及工匠皆坐。”
金禁并非全是一紙空文，宋真宗時，曾将犯金禁的後苑匠、杭州民周承裕、商販鄭仁澤等發配遠方。宋真宗自泰山封禅後返京，他看到前來迎接的杜妃衣銷金衣服，大怒，不久即下令讓杜妃出家入道觀為女冠，而杜妃乃是皇太後杜氏的侄女（或侄孫女）。甚至還規定“契丹國信物舊用金為飾者并易以錦繡”。“弓弩院所造戎器用金飾者以他物代之”。還讓榷場通知遼朝人，不要販賣銷金物品給宋朝人。宋英宗時，外戚李珣犯銷金罪，宋英宗本拟嚴辦，已将犯人入獄，後有人指出，李珣乃宋仁宗舅，不宜治罪，宋英宗考慮到自己同宋仁宗的特殊關系，才令人将此事化解。這雖然是個沒有執行金禁的例子，卻同時也表明宋英宗對金禁的态度還是認真的。《宋會要輯稿》帝系四之一七載，不久，皇親、同知大宗正事趙宗旦的妻子沈氏“服其姑德妃所遺銷金衣入禁中”，趙宗旦因此被判罰款，并被推遲晉級時間。宋神宗時金禁松弛，但宋哲宗時又轉嚴。
再來看看白銀，我們先來看看他和小平錢的兌換率，宋真宗天禧末年是100∶5.7，宋神宗時期是100∶7.27，前文我們已經講過，宋代的官員工資非常高，基本五品以上幹實事的官員基本都是高薪養廉，而縱觀金、銀在宋代财政收支總數中，大約隻占2%上下，不會超過5%，到了發工資的那一天，你不可能真的讓那些高官弄些牛車來拉銅錢，太招搖，面子上也不好看，為了大家方便，自然是給這些人發了一部分白銀。
那多出的金銀到哪裡去了？金、銀在宋代既是制造奢侈品的原料，又在許多情況下可代替錢使用，此外金、銀又有價高、不易鏽蝕等優點，所以人們對金、銀格外珍愛，統治者也不例外，所以，他們要求将稅收中一部分金、銀直接輸送由皇室支配的内藏庫。所以從這裡可以看出，金銀隻在皇帝和大官之間流行，或者說的直白點，隻在有錢人間流通，老百姓基本沒機會見到。
每年鑄造的新錢投放市場将那些殘币抵消後，民間的錢隻會越來越多，畢竟硬通貨比紙币的質量可經久耐用多了，除了那些每日疊銅闆練刀的大傻子除外。那錢到底跑到哪裡去了呢？——很大部分“沉澱”下來了。換成當下的說法，“‘錢荒’不是因為沒有錢，而是錢沒有出現在正确的地方”。大量的銅錢，在流動性非常低的地方躺下來不動彈了。這裡的“銅錢沉澱”，包括政府的貨币化稅收将大量錢币回籠（這部分貨币從國庫流回市場需要一個過程），也包括民間的儲蓄風氣。因為宋朝的富家恰恰普遍有積貯銅錢的習慣，庫藏起來的錢叫作“鎮庫錢”，如青州民麻氏，“其富三世，自其祖以錢十萬鎮庫，而未嘗用也”。宋人發現，“國之錢币，謂之貨泉，蓋欲使之通流，而富室大家多藏镪不出，故民用益蹙”。錢币被大量貯藏，緻使流通領域的貨币短缺，南宋時，朝廷便出台了一個法令，要求“命官之家存留見錢二萬貫，民庶半之”，其他的銅錢必須變換成金銀、鈔引之類。但以宋朝松弛的社會控制，這樣的法令肯定是無法執行的。
宋朝富室又為什麼熱衷于收貯銅錢？因為銅錢能夠保值。北宋和南宋都曾發行紙币，北宋時叫交子，南宋時叫會子，尤以會子的流通範圍更廣。但紙币作為信用貨币，如果國家超發，就會迅速貶值，南宋後期的會子就貶值得厲害，第一界會子可以兌換近800文銅錢，發行到第十八界時（南宋後期），每貫會子隻可兌換銅錢不到200文。這便導緻出現典型的“劣币驅逐良币”，人們拼命花掉紙币，貯備銅錢。南宋人楊萬裡說，“今之所謂錢者”，富商與權貴“皆盈室以藏之，列屋以居之，積而不洩，滞而不流。至于百姓三軍之用，則惟破楮券爾”。而紙币超發，錢的面值會貶值，但銅本身的價值卻是穩定的，宋代大量鑄造銅錢，使得銅錢的面值低于材值，一貫錢價值一千文，但如果将一貫錢熔成銅器出賣的話，其值将超過一千文，如此一來，“毀錢鑄器”便成了有利可圖之事，于是，“江浙之民，銷毀錢寶，習以成風”，“奸民競利，靡所不鑄，一歲之間，計所銷毀，無慮數十萬缗”。而江浙正是兩宋“錢荒”的重災區。
面對反複出現的“錢荒”，宋朝政府的對策是實行嚴厲的“錢禁”，即禁止銅錢外流，禁止民間私自毀錢鑄器，限制民間儲藏銅錢。這一思路看起來是對症下藥，實際上經不起經濟學的考驗。宋朝的“錢荒”并不是因為貨币總量供應不夠，而是貨币循環過程中出現的“短缺假象”，貨币總量既然充足，那麼，“錢禁”“銅禁”不但毫無必要，而且破壞了市場本身的調節功能。在自由市場中，假如銅錢供大于求，錢的購買力就會低于銅本身的價值，這時候，市場自會驅使人們将銅錢熔為銅器，使市場的銅錢流通量減少，币值回升；假如銅錢供不應求，市場也會鼓勵“錢監”（宋朝的造币廠）鑄錢，并吸引民間儲藏的錢币流回市場。這樣，銅錢的市場流量跟市場需求之間，會自發地保持一種動态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