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日根幾個人滔滔不絕高聲數着大明金國和大明相同的風俗，一時竟停不下來。。

　　孫一開始琢磨：有道是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何為族？

　　第一個冒上孫一心頭的概念就是皿緣。

　　最小的族，是家族，直系的皿親構成。

　　其次，是氏族，由遠支的皿緣關系維系。。

　　再往上是部族。

　　遊牧部族的貴族都是成吉思汗的黃金家族，底層的老百姓來源五花八門。

　　遊牧人甚至沒有氏族的觀念，部族就是擴大的家族，所以他們會自然地稱呼鄂爾多斯部族為鄂爾多斯家，察哈爾部族為察哈爾家，科爾沁部族為科爾沁家。

　　他們以“家”為單位互相搶掠。廣漠的大蒙古帝國，成吉思汗一死，分了“家”的兒子立刻分裂，過幾輩就開始互相厮殺。曆數黃金家族，居然找不到父親死後第二代人和睦相處的例子！

　　如果說地球上有一群人最熱衷于内鬥，那就非黃金家族莫屬。

　　為了對付内鬥的仇人，他們不惜借助敵人的力量。比如察哈爾家五年前滅了官滿慎家，官滿慎家為了複仇，死心塌地地投靠真正的異族愛新金國。

　　部族再往上就是民族。

　　什麼是民族？劃分民族的依據是什麼？皿統嗎？政權嗎？地域嗎？文化嗎？宗教嗎？

　　後世的分子人類學DNA研究表明，沒有一個民族的皿統傳承是純正的。

　　眼前的阿勒坦金國，大汗和台吉都黃金家族後裔，普通民衆卻是通過一次次戰争抓來的俘虜和自然彙集在一起的流民，其中包括十萬源自大明的百姓，一百年間繁衍生息，這些人早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顯而易見，民族和政權、地域是不重合的。

　　民族、文化、宗教的關系是一團麻。

　　同一宗教下存在互為仇敵的不同民族。

　　同一民族也可以分别信仰不同的宗教。

　　同一文化下存在不同的民族。

　　同一民族可以分享不同的文化。

　　同一文化可以包含不同的宗教。

　　同一宗教也可以覆蓋不同的文化。

　　民族、文化和宗教交織在一起，誰也理不清楚。

　　民族究竟是什麼？孫一求助于手機的數據庫。

　　手機裡的維基資料顯示，民族，就是一群人在腦海中虛構出來的一個共同體。

　　虛構的？

　　民族居然是腦海中虛構的共同體？

　　換句話說，就是一個人如果認同他屬于哪個民族，那麼他就屬于哪個民族；一個人如果自認為他不屬于哪個民族，那麼他就不屬于哪個民族。

　　崇祯五年的草原上，普通遊牧人象牛羊一樣是大汗和台吉的私人财産，逐水草而居，沒有領土的觀念。各遊牧部落之間相互搶掠，遊牧人的腦海裡顯然還沒有虛構出來一個叫做“民族”的大共同體。

　　崇祯五年在邊牆以内的大明朝，民衆的腦海裡也沒有清晰的“民族”這個大共同體概念。

　　明朝人更多認同的是“氏族”這個小共同體，同一氏族供奉同一祠堂的祖先，個人奮鬥是為了光宗耀祖，氏族械鬥是為了維護同一氏族的利益。

　　大明的皇帝也不例外，老朱家的祠堂叫作太廟而已。老朱家氏族要求别的氏族效忠他，不效忠就在肉體予以消滅。别的氏族就做做樣子給他看，真到了為了老朱家，要和努爾哈赤家拼命的時候，别的氏族扭頭就跑。

　　邊牆以内，真正形成“民族”大共同體的概念，怕是要到明朝被滿清滅亡才開始，隻是那時候什麼都來不及了。

　　邊牆以外，阿勒坦金國的百姓是一個例外，富裕穩定的生活讓他們認為自己和别的遊牧人不同，他們虛構出了原始的“民族”概念，就是土默特族，他們發展出了原始的“國家”概念，就是阿勒坦金國。

　　孫一直接問道：“莫日根大叔，你自己覺得，你們象明朝人多一些，還是象是其它的遊牧人多一些？”

　　莫日根想都不想就回答：“這話要分兩頭說。”

　　“大明金國的百姓既放牧又種地，自己打下的糧食自己夠吃，同明國貿易從來沒有買過糧。别的遊牧人同明朝貿易，主要就用馬匹換糧食。”

　　“大明金國的百姓放牧是駐牧，百姓都有固定的家，放牧地方都離家不遠。别的遊牧人是踏踏實實的遊牧，沒有固定的住處。”

　　“大明金國的百姓三成來自明國，四代金汗受了明國皇帝的封，兩國幾十年不見刀兵和睦往來，金國的百姓自然是象明國百姓多一些。”

　　老人頓了頓接着說，

　　“金國的大汗和台吉，自然是象其它家的遊牧首領多一些。”

　　“首領們都信了教，得了尊号，都是佛陀和聖人的轉世。他們最初的十幾世都是活在天竺，中間的幾世托生在土蕃，現今才轉世降臨到草原。”

　　孫一點點頭。

　　以前他不了解黃教，如今知道黃教的來龍去脈後，覺得草原貴族産生這樣的歸屬感一點也不奇怪。

　　所謂“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出自《左傳·成公四年》：

　　“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

　　楚，非我族類嗎？

　　大明金國，非我族類嗎？

　　孫一便再也不開口了。

　　更多的隻能大家自己去體會，否則又被骟了。

　　這章是對上一章的補充，隻能零零碎碎地寫。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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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參考資料，與情節極其有關！！！

　　蒙藏印一體與《蒙古源流》

　　17世紀在蒙古曆史和蒙古史學發展史上都是特殊時期。曾經因達延汗的崛起而重振的蒙古政局再度走向衰落，至17世紀30年代，大汗的直屬部落及漠南蒙古諸部都落入清王朝統治之下。汗統斷絕，外喀爾喀、衛拉特諸部亦處于被兼并的危境之中。

　　從17世紀初起，《阿勒坦汗傳》、《黃金史綱》、羅桑丹津《黃金史》、《黃史》、《源流》、《阿薩刺黑齊史》等蒙古人自己創作的史書相繼問世，形成了自17世紀《元朝秘史》成書以來蒙古史學發展史上的第二個高峰。

　　這批蒙古史書集中出現于17世紀，且多産生在當時經濟文化發達的鄂爾多斯、土默特地區。史書中有關明代蒙古的大量記載，是研究明代蒙古史的重要史料。書中有關蒙古汗系祖源以及蒙元時期蒙古史的記載，則反映了17世紀鄂爾多斯、土默特蒙古人的曆史觀。

　　16世紀開始，藏傳佛教迅速傳入蒙古右翼部落，并進一步傳入其他蒙古部落上層。一批新型的文化人——以佛教思想武裝頭腦，蒙藏兼通、具有一定本民族曆史、文化知識的人随之産生。

　　17世紀三十年代，曾經的大蒙古國轟然消失，這些文化人出于使命感把自己知道的本族曆史書寫下來，同時他們思想上的變化帶來了對曆史現象的重新解讀。

　　《源流》等史書，大多是按照一種新的創作模式——印、藏、蒙一統相承的叙述方式完成的，主要特點是宣傳印、藏、蒙一統的思想，将佛教在三地的弘傳史與三地的王統史結合起來叙述，反映了藏傳佛教文化的啟迪與影響。

　　《源流》以“喇嘛佛教為綱，以各汗之世系為緯”，分為前言、正編、後記三部分。《源流》蒙文版書名即為“印度、土蕃、蒙古諸汗白史之書”。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蒙古喀爾喀部將《源流》抄本進獻乾隆，乾隆下旨譯成滿文，後又譯成漢文，作為欽定本收入《四庫全書》。

　　滿譯本作書名為“印度、土蕃特、蒙古諸汗源流書”），漢譯本作《額讷特珂克、土伯特、蒙古汗等源流》，簡稱《蒙古源流》或《源流》。

　　滿譯本錯誤很多，導緻清代的漢譯本也有很多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