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禍患常積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新五代史·伶官傳序】

　　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人都是中郎将牛輔的部下，曾受命帶數萬兵馬至中牟，與行車騎将軍朱儁交戰，擊破朱儁後，轉而進軍陳留、颍川等郡，大軍所過之處，士民被擄殺一空。

　　等到他們見到牛輔信使，返回陝縣的時候，牛輔已經身死賊手了。衆人無所依托，惶惶之間，隻得上書朝廷請求赦免。

　　皇帝不願重蹈曆史的覆轍，對這件事的看法是比照徐榮、胡轸等人的待遇，對他們進行赦免，寬大處理。

　　而王允卻表示反對，堅持要解散李傕等人的軍隊，如不聽命，大不了派呂布前去讨伐，既然牛輔、董越都能手到擒來，其手下的李傕自然不在話下。

　　關于這件事，皇帝在宣室特意舉行了内朝會議，尚書台衆人以王允、士孫瑞兩人為首，各執一詞。

　　尚書令士孫瑞說：“涼州人一向忌憚袁氏，且畏懼關東諸軍。如今若是一旦接觸李傕等人兵權，則必人人自危。軍中将校多涼州人，可以讓出身涼州安定的征西将軍皇甫嵩屯駐陝縣，直接收納李傕等人，以安撫軍心。然後再慢慢與關東諸軍通信，以觀其變。”

　　沒料到王允直接拒絕了，他甯可将李傕部衆解散，也不願見皇甫嵩代表關西士人掌握兵馬：“不然。關東舉義兵者，都是我輩同道。若是使人距險屯駐陝縣，雖安涼州人之心，卻使關東諸君生疑，實在不可為之。”

　　“如此步步緊逼，萬一李傕等人狗急跳牆，聚攏殘兵西向，反攻長安怎麼辦？”這時皇帝插話了。

　　“這有何懼？衛将軍呂布骁勇善戰，手下兵馬強勁，不輸李傕等人。更何況我堂堂之師，其惶惶之衆，孰優孰劣，一目了然。”

　　自呂布僥幸打敗牛輔後，王允便對呂布的謀略與手下軍隊産生了一種盲目的自信。再加上他當日能在朝堂力挽頹勢，繼續保證現在的地位，完全是由于呂布在戰場上的勝利給王允提升了威望。

　　所以現在王允巴不得與李傕交戰一回，若能再打赢一次，自己的地位水漲船高，皇帝也要忌憚幾分。

　　基于這個看法，王允的态度強硬的出乎皇帝的意料，另外還有不少袁氏的門生故吏難得的聯合起來，為王允搖旗助威。

　　皇帝雖然生氣，但這次不同以往，他不能像前幾次那樣憑借一道诏書就讓衆人信服接受。

　　因為頒發赦令的形式不是诏書，诏書主要是皇帝用來告訴某官某事可，某事不可；隻要皇帝願意，可以随時寫就，蓋上天子印玺即可。但撰寫赦令的文書叫制書，也叫制诏，凡是制書都要有印、使、符三者具備，需要皇帝印玺與尚書令印雙重封印才能有效。

　　而赦免罪臣有關的制诏更需要皇帝召集三公一起到朝堂正式接受制書，然後再用司徒印封，這樣才能下發。

　　這個制度放到後世也是一樣，就好比是‘決議’與‘決定’、‘通知’與‘通報’，兩者詞義相近，但在國家機關文件中卻代表不同的意義和用途。若是用錯，不僅會造成極大的政治影響，還會擾亂政治秩序。

　　皇帝就是因為熟知制書、诏書、策書與誡書這四種‘帝之下書’所代表的不同用途與使用方式，所以才沒有強行使用皇權用诏書來代替制書去赦免李傕等人，這樣會顯得不倫不類，而且不會得到承認。

　　“這等賊子，戕害陳留、颍川等地士民百姓，為禍一方，死不足惜，豈能說赦就赦？陛下不知人心，一味遷就，隻會讓那些人越發放縱，越發不把朝廷放在眼裡。”亭子裡沒了風，頓時就變得悶熱起來，王允忍着熱浪，對黃琬說道。

　　黃琬對此事仍有疑慮：“可我聽說陛下已經讓尚書台拟制書了。”

　　“五月初十，朝廷便已下達制書，大赦天下，一年之中豈有一赦再赦的道理？”内朝議論赦免李傕是在大赦之後，王允有心讨伐問罪，故而在大赦的制書中刻意沒有提及李傕等人，這也是讓皇帝惱火的緣故。

　　王允又道：“但凡制書赦免，按規矩都得由三公受命，司徒蓋印，方準施行。如今我已說服淳于司空與我一道，這樣三公有兩個不受命，我隻要堅持不蓋印，陛下就算是有心想赦李傕、郭汜這等鼠輩，也無計可施。”

　　隻是這樣一來，皇帝與王允之間的隔閡便越來越大了。

　　黃琬憂心忡忡的看向王允，他知道王允再這樣下去遲早會給自己惹來禍端，但王允現在剛愎自用，很少能聽進别人意見，黃琬幾次張口想要勸說，卻都生生的把話咽了下去。

　　他知道王允這麼強硬，除了出于公義，還有個人的私怨在裡頭。據傳聞軍中還有數百名并州人，在得知董卓被殺後，李傕等人遷怒到并州人的頭上，将這些人全部殺死洩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