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又是怎麼一回事呢？

　　清同治八年(1869)，天津法國傳教士在繁華的三岔河口地區建造教堂，拆除了有名的宗教活動場所崇禧觀和望海樓及附近一帶的民房店鋪，使許多百姓流離失所，無家可歸。

　　望海樓教堂建成以後，法國傳教士網羅了一批地痞惡霸、流氓無賴為教徒，為非作歹，欺壓百姓。

　　1870年(同治九年)4、5月間，天津發生多起兒童失蹤綁架的事件。

　　6月初，天氣炎熱，疫病流行法國天主教仁慈堂收容的中國兒童，因發生瘟疫大批死亡。

　　育嬰堂中有三、四十名孤兒患病而死，教堂将之葬于河東鹽坨之地，每二三人一棺，屍骸暴露，慘不忍睹，引起群衆憤恨，每天有數百人到墳地圍觀，挖出孩子的屍體查看。

　　适天津不斷發生迷拐兒童事件，1870年6月20日，一名被居民扭送官府的匪徒武蘭珍口供中又牽連到教民王三及望海樓天主堂。

　　被捕案犯供稱系受教堂指使，一時民情激憤，輿論大嘩。

　　同時民間開始傳言"外國修女以育嬰堂為晃子，實則綁架殺死孩童作為藥材之用"等荒謬謠言，反洋教情緒高漲，士紳**，書院停課。

　　第二天清晨，天津知縣劉傑帶人犯武蘭珍去教堂對質，發現該堂并無王三其人，也沒有武蘭珍所供的席棚栅欄，"遍傳堂中之人，該犯并不認識，無從指證"。故證明，此為對教堂和仁慈堂的誤解誤會，但此時群衆已經無從分辨真假。

　　教堂門前聚集的民衆與教徒發生沖突，法國駐津領事豐大業到場向劉傑開槍，打傷其随從，激起了天津民衆極大憤慨，緻使天津全城鼎沸，引發了"火燒望海樓"教案這場大規模的中國民衆自發地反抗帝國主義壓迫的鬥争。

　　同治九年(1870年)五月二十五日軍機大臣寄給曾國藩的上谕稱，當時，天津有匪徒迷拐人口案件牽涉到法國設在天津的教堂，時任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與法國駐天津領事豐大業約定于五月二十三，讓天津府知府張光藻、天津縣知縣劉傑押帶匪犯武蘭珍在天主堂面見法國天主教教士謝福音，同時讓武蘭珍指認他所供出的房屋，經核查與他原來所供認的不符，于是武蘭珍就被押帶返回。

　　随後，法國傳教士謝福音随崇厚到通商署商量查辦匪犯的辦法。

　　商量妥當之後，聽說教堂裡的傳教士與圍觀的群衆因為口角而發生擲磚鬥毆的事件。

　　正在崇厚派士兵前去"彈壓"的時候，法國領事豐大業帶着兩杆洋槍氣勢洶洶地來到通商署，一名手執"利刃"的外國人緊随其後。

　　豐大業向崇厚開槍，所幸并未擊中，于是豐大業咆哮着并将通商署桌子上的物件随手損壞。

　　崇厚認為民情洶洶，恐激成事變，勸豐大業不要出通商署。

　　豐大業不聽勸告，出了通商署，在回教堂的路上，遇到正在彈壓的天津縣知縣劉傑，豐大業随即朝劉傑放搶，打傷了劉傑的侄子劉七。

　　百姓激于衆忿，将該領事群毆緻死，并焚毀教堂等處房屋。

　　民衆激憤之下先殺死了豐大業及其秘書西門，之後又殺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信徒，焚毀了望海樓天主堂、仁慈堂、位于教堂旁邊的法國領事館，以及當地英美傳教士開辦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破壞行動持續了3小時。

　　教案發生後，法、英、美、俄、普、比、西7國聯銜向清政府提出"抗議";

　　1870年6月24日，外國調集軍艦至大沽口進行威脅，七國公使向總理衙門抗議，而以法國為首。

　　法國方面最初要求處死仇外最兇的陳國瑞将軍以及天津知府和知縣，清朝方面派出直隸總督曾國藩來調查并與法國方面交涉，當時朝廷中的官員多數認為不要對其退讓，不惜一戰，情勢緊張。

　　然而曾國藩十分驚恐，甚至出發前立下遺囑，他深知當時中國遠非西方列強對手，因此主張對外讓步。他考量當時局勢，不願與法國開戰，首先對英國、美國、俄國作出賠償以使最後能單獨與法國交涉。

　　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初十日一曾國藩到天津，立即發布《谕天津士民》，對天津人民多方指責。

　　随後經他調查之後，确認育嬰堂并無誘拐傷害孩童之事，于是在法國的要求下，商議決定最後處死為首殺人的16人，緩刑4人，充軍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被革職充軍發配到黑龍江，賠償外國人的損失49萬兩白銀，并由崇厚出使法國道歉。

　　李鴻章也認為"冀終歸于一命一抵了案"。

　　而法國因随後發生了普法戰争，無暇注意東方事務，因此接受了這個條件。

　　這個交涉結果，朝廷人士及民衆輿論均甚為不滿，诟詈之聲大作，賣國賊之徽号竟加于國藩。

　　京師湖南同鄉尤引為鄉人之大恥，使曾國藩的聲譽大受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