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宋朝實施的兩稅制，夏稅征收貨币，秋稅征收實物。趙昺的意思是現在海南物産不豐，應征收實物儲存以備荒年。但莊世林以為還是貨币好，他以為以錢定稅除了便于收取外，農民為了納稅，必須賣出他們的農産品，換回貨币。而官府可以通過貨币購買所需的糧食，雇傭人力。如此便會促進商品的生産制造和流通，還能增加商稅的收入。

　　趙昺想想也有道理，以貨币征稅便使自給自足的農村自然經濟必須和市場直接發生聯系，擴大商品生産的範圍，從而促進社會經濟的繁榮。而帥府軍那些人手裡攥着大筆薪饷花不去，還會引起通貨緊縮，并不利于長久的發展。同時大量糧食的上市，還可以使俚人更為方便的獲得糧食，從而緩解他們糧食短缺的狀況，還能增加雙方接觸的機會，對緩和雙方矛盾也有益處。

　　反而言之‘肚裡有糧心中不慌’，趙昺還是覺的應該保守些，他實在是被甲子鎮時的糧荒吓怕了，幾千人等米下鍋，而糧食高價還買都沒處買去。因而他以為應該保守些，步子不要邁的太大，全面貨币化要等待海南糧食徹底能達到自給自足，家家戶戶有餘糧時在實施。

　　兩人算了算，帥府軍一年消耗糧食要在五十萬石，在增加二成的基礎上收取，這樣他手裡就有六十萬石糧食可用。而農民手中尚有餘糧可用以供應市場，餘額則以貨币收繳，用于地方政府的開支，而商稅則歸軍用，不足部分隻能由帥府自籌。但趙昺以為隻靠積蓄和造假币是不行的，還需要發展實業，促進出口，掙老外的錢才是長久之計。

　　減稅這事兒表面上看趙昺似是吃虧了，其實事實上他并不虧多少。按照大宋稅制，田賦中田一畝夏稅錢四文四分，秋米八升。下田一畝夏稅錢三文三分，秋米七升四合。一百五十萬畝地可以約收錢六千貫，糧食十二萬石，而帥府和地方需要至少錢四百萬貫、糧食七十萬石才夠開銷，缺口有多大一眼就能看出來，這全需通過雜項稅賦填補，平均每畝地負擔四貫錢、五鬥糧，敲骨吸髓般收取都不夠，說到底還得他掏錢補貼。

　　而即便這樣，帥府隻無償收到了十二萬石糧食，其餘的五十八萬石要通過和粜從百姓手中收買，大概也要花費百萬貫。現在稅率雖然提高了，每畝地隻需承擔約四鬥糧、五百文錢。可趙昺卻無償得到了六十萬石糧食和八十萬貫錢。百姓每畝地兩季可收糧四石，除去種子和稅賦及自家生活所用，剩下的進入市場流通尚能獲利。

　　一進一出之間，趙昺可以減少赤字。而不再向農民額外收取别的任何稅費，農民自然會提高種糧的積極性，舍得增加投入，進而去努力提高土地的生産率與商品率，農民打的糧食愈多，就得益愈大。重要的是百姓有了餘利，穩定住了人心，能吸引更多的人前來，使瓊州獲得發展的動力，使得他韬光養晦、積蓄力量的計劃得以實現……

　　趙昺和莊世林商量了半天确定了稅額，覺得已經沒有什麼纰漏，可這麼大的事情總要征得衆人的同意，于是召集各司主官進行堂議，以便将事情确定下來。

　　“諸位大人有什麼意見？”衆人到後莊世林将兩人商議的結果向大家進行了解說後，趙昺看看衆人問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