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詳細的考慮了終結市易法和免役法可能産生的後果，王安石一定會以辭職來應對的。而我又不能夠在此時出掌宰執之位，在内心的深處，我認為王安石也是一面很好的擋箭牌。我記得魯迅有一個著名的譬喻，在中國，倘你說要在屋子裡開一扇窗，必然有人出來反對，你這窗是開不成的，但是倘若有人高聲叫着要把這屋都拆了，那麼拆窗的主張就會得到更多的支持，因為雖然是變革，但總比拆屋要溫和得多。王安石對我的用處正在于此，有他在相位推行他的新法，一方面因為他新法為國庫斂财的本質，可以保證國庫的充盈，為以後的大變革做準備，而我不必承擔斂财的惡名；另一方面，有他那把天下擾得紛紛擾擾的新法，就可以讓保守派們向我靠攏，從而使我一些溫和而務實的改革措拖得以順利的推行。

　　倘若沒有了王安石，隻怕保守派就會分裂，一些有識之士固然會支持我，但是更多的人卻一定會維護他本層的利益的。我并不願意面對這樣的一種局勢，政治有多兇險，讀多了史書的人是很明白的。一旦所有的矛頭都對準了我，那麼我的出身與來曆，我的年輕，甚至我至今未娶，都會成為攻擊我的借口，流言會分化民衆對我的信任，我并不肯定我的改革不會得罪許多的民衆。而我承認自己并不能很正确的估算出大宋朝野各個階層的力量比，如果我不小心的刺激了某一個力量夠強的階層，僅憑借着皇帝對我的信任和一部分大臣的支持，我也是無法在政壇上站穩腳跟的。特别是這個皇帝，曆史曾經證明過他并不是一個很堅定的人。

　　所以我需要王安石站在這個宰相的位置上，幫我得罪所有的人，然後由我來做好人。打一個壞壞的比喻，王安石就象一個強盜，搶走了所有人的全部家當，然後我來做好人，還給他們一半的家當，或者隻搶走他們一半的家當，人們比較起王安石的政策和我的政策後，心理上就會比較容易接受我了。這是曆史上很普遍存在的心理現象，我豈有不利用之理？

　　因為王韶在西夏邊境創辦市易法取得了一定的成績，而市易法的危害還沒有顯示出來，皇帝若因此而取消市易法，必然會引發一場朝會中的大辯論，而辯論的結果若是我的政見獲勝，則必然讓王安石面子受挫，他非得提出辭呈不可；倘若是王安石赢，則即便皇帝信任我，隻怕他也無力阻止市易法的推行了。況且這個年輕皇帝的信任，絕對不可能是無條件的，這一點我一直牢記在心。

　　兩種結果皆非我所樂見，所以對我來說，最好的辦法還是集中精力攻擊免役法，順帶着把市易法給斃了，同時再對保馬法做一些改良。而攻擊免役法卻要不至于使王安石被迫辭職，我就需要在免役法的基礎上，做出一些改良，提出一種新的政策來取代免役法。畢竟免役法是王安石财政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成，毫不誇張的說，免役法構成了王安石斂财的主要手段。

　　鑒于這種情勢，第二天，我請皇帝召王安石入宮，做一個小規模的讨論。因為以我的身份，是沒有辦法和宰相辯論國家大事的，否則與禮制不合，所以不得不先召一個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銜的大臣來，簽署了一份诏書，給了我一個“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身份。在宋代，皇帝的诏令如果沒有宰相的副署，視為無效，不具備法律效應。而隻要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就是宰相了，所以皇帝先給了我這個宰相銜，并特許我不必參預朝會，雖然祖制所無，但是眼下根本沒有人來得及阻止這一道閃電任命。而事後即便是有人置疑，也可以将這個任命視為一種恩寵來解釋，這是古代有先例的，把宰相銜做為一種恩寵賜給元老大臣。

　　所以當王安石進宮之後，我已經是大宋國名義上的宰相之一了。

　　王安石的臉色很不好看，很明顯，他已經知道我從昨天入宮一直沒有回家，而一進來皇帝就向他宣布了這道任命，并且任命已經以最快的速度向全國公布了，朝報上面也會有這樣的消息，想阻止也來不及了。我有點擔心那些給事中們，他們沒有駁回這道诏書，王安石肯定會記住他們的。不過政治鬥争總要有一些冤死鬼的，我也沒辦法……

　　王安石聽到我置疑他最得意的免役法，簡直就是悖然大怒，不過礙于皇帝的臉面，才不好發作。他的道理倒是講得很明白，無非是免役法有多麼精密，國庫每年的淨入達到二三百萬貫，而我則死死的攻擊免役法擾民。并且再一次提出我對國富與民富的辯證觀點。因為我準備得相當的充分，完全不象那些舊黨一樣，隻是泛泛而談，我收集了不少的真實事例，有地點有人名；也有做了不少的統計數字，指出免役法對百姓的禍害有多深；王安石對此根本無法解釋，到最後他竟然賴起皮來，說這種事根本不是免役法造成的，以前也有這樣的現象。我知道這種辯論手段他也曾玩過，沒想到故伎重施，我毫不客氣的追問：“相公謂不能保其無此，然某請問相公，免役法之前，百姓賣屋交役錢，相公可能實證？”順便還給他帶了頂帽子，“某亦敢問相公，之前百姓賣屋納稅，是仁宗皇帝時呢，還是太祖皇帝時？又因何事所緻？”又批評他：“相公為宰相，為天子牧四民，不能使百姓安居樂業，而謂不能保其無此，此非宰相之過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