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誡子書

　　正如皇帝登基繼位要講究名正言順一樣，每個朝代在興替之初也會面臨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正統，也就是合法性問題。

　　比如漢高祖皇帝原本隻是一個亭長，比六國貴族不知低賤了多少，憑什麼最後是他坐天下？又憑什麼是劉氏世世代代為天子而不會輪到别人？

　　當然，普通的底層黎庶是不會考慮這些事的，他們在乎的隻是皇帝與臣子能不能讓他們太平安生的過日子，但他們也需要一個永永尊奉劉氏的理由。而且治理一個國家首要的還是知識分子，越聰明的知識分子就越比普通黎庶要難說服，所以在漢代建國之初，劉氏就一直在急于尋找一個合适的理論，用來解釋上述的兩個關鍵問題。

　　這個問題隻要一直存在，劉氏的皇位就不能說是萬年永固。

　　幸而在孝武皇帝的時候，出現了一個人，他所提出的理論不僅解決了劉氏的燃眉之急，更是妥善的解決了封建君主的中央集權政治制度建立的合理性、以及劉氏受命于天，治理萬民的合法性問題。

　　那個人的名字，叫董仲舒。

　　他将先秦傳統儒家學說與法家刑名之術、陰陽家思想結合吸收，重新打造了一套以公羊春秋為中心的所謂的新儒學，也就是今文經學。裡面所包含的天人感應、君權神授、三綱五常等理論迎合了孝武皇帝的需要。今文經學也由此成為漢代官方的主流思想，從此開始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學術局面。

　　但是随着西漢末年社會矛盾尖銳，今文經學自身開始出現偏離了經文微言大義的道路，變得繁複而空洞，已經不适用于治理天下，再加上王莽篡位改制的理論需要。已經漸成氣候的古文經學開始走上政治舞台，與今文經學分庭抗禮，争奪主流意識形态的話語權。

　　而且大多推崇古文經的都是關西士族、通習今文經的則是關東士族，古文經學之争，由此也演變成了關東關西兩方政治集團與學閥的較量。

　　這一争，便是兩百多年。

　　對于皇帝來說，隻要符合當前時代的需要，古今經學那個占主流都無所謂，而曹操有罪無罪，也全在皇帝一念之間。之所以要搞出這麼大的議論，其實還是想借此機會試圖改革貫穿漢代四百多年的古今經學的分歧，将其融會貫通，成為一個新的儒學。

　　所以在見到衆人之後，皇帝開門見山：“太學如今是什麼個議論，諸君都知道吧？”

　　衆人互相看了看，默契的點了點頭，這個時候說什麼都沒用，隻有等皇帝親口為此事定下基調才是最重要的。

　　“曹操為父報仇，初衷是好的，但過程未免太過酷烈。”皇帝語氣不急不慢，目光放在衆人臉上一個個的看了過去：“申饬的一定要做的，但若如鄭君他們所言，曹操濫殺無辜，該入獄等事，我看還是不必。其實諸君心裡也明白，此番議論曹操興師複仇不過是一個題目，真正要議的，其實還是各家之見。”

　　“謹諾。”崔烈最是奉迎上意，搶先說道：“兩家之争，皆由春秋而起，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今師徒相傳，又無其人，豈能奉為一經？而公羊言簡義深，乃孔子師徒所傳，堪為正統。此次議曹操伐徐州，愚臣淺見，當依公羊所言伍子胥伐楚複仇之例，許以寬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