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昺十分清楚王炎午能寫出這樣的文章，不能完全怪他，也不能都歸責于整個士人集團。要說應該有人為這病态的社會負責，以他對曆史膚淺的認識以為根節應該是皇權社會，君主至上的國家體制和古時的政治傳統，具體到人也就是當權者——皇帝。

　　在趙昺看來，中國古代史就是皇權不斷更疊的曆史，最大的特征就是國家不斷的被颠覆，尤其是在戰亂頻繁的年代，換皇帝就如同換衣服一般的頻繁，于是便給國人留下一個極其尴尬的背反難題：究竟我們應該忠誠于哪一個國家？忠誠哪一個皇帝？忠于前朝，在本朝我就是叛逆；而忠于本朝，我就是當朝的‘走狗’。

　　左右為難之下，一部分人心裡就産生了虛無的不愛國家的理念，背叛者就有了理所當然的理由。既然我們沒有一個可以永恒真誠熱愛的國家，國家也是皇帝的，那麼背叛就成了順理成章的怪事。每一個朝代都來一個當代政治正确的律令，百姓就隻好變得滑頭而識時務者為俊傑。抽象的道德問題演變成簡單的常識難題，大家就隻好學會了沒有原則的油滑軟弱。

　　事實上那些淪陷區的民衆往往不太計較這個國家的主子是誰，時移世遷，人心都會漸漸接受事實，除非異族統治者把他們當作次一等的奴隸。北宋年間範成大出使到金，經過了淮河以北的故土，寫了不少詩詞，其中一首絕句《州橋―南望朱雀門北望宜德樓皆舊禦路也》：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迴；忍淚失聲詢使者，幾時真有六軍來？可這卻是明明白白的作弊行為。

　　同樣在範成大自己的日記《攬辔錄》中卻記載着真實的事實：“民亦久習胡俗，态度嗜好與之俱化。”寫相州也隻是說：“遺黎往往垂涕嗟啧，指使人曰：‘此中華佛國人也！’”哪裡有遺老敢在金國“南京”的大街上攔住宋朝使者問為什麼宋兵不打回老家來的！其後三年韓元吉出使金國，記述使者避嫌疑，躲在車内，也不敢和當地百姓說話，下車讨水喝，遇到小孩和婦人，用語言試探，讓親信多次去偷偷詢問，“然後知中原之人怨敵者故在而每恨吾人之不能舉也！”

　　于是乎絕大多數的文人清客，都繞過了具體的常識難題，去抽象地把愛國難題無限拔高，讓老百姓無所适從。而一大批古代憤青們，隻看人挑擔不吃力，在一邊說風涼話最氣壯山河，到大事臨頭，人人得而藏拙，萬馬齊喑，明鋪暗蓋的當了順民，甚至改弦易張當上‘僞朝’的官，為新帝效力。

　　到了宋朝，自其立國便面臨着一個深刻的“國際關系”困局，先是面對着整個北方契丹之遼，其後是女真之金和西羌之西夏，以及當下的蒙古之元的軍事威脅，整個北方遊牧民族史無前例地發展成為一個個國家前赴後繼地向宋要求領土和财富，和戰周旋成為了宋朝皇帝躊躇苦心的最大難題。